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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在中国媒介生态中，其意义不同寻常，微博一小步，媒体一大步。微博释放的“微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公共与私人交往方式。这一被中国网民热捧的新媒介甚至成为穿越信息黑洞的牵引力量。其实，小小的微博承受了不少不能承受之重，承载了过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微博八面风光的背后，我们需要追问和思考这一新媒介形态的宽度与限度。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体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波兹曼看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波兹曼曾认为，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他甚至顽固地认为，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数来自于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印刷时代成就了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度，而电视媒介则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题的超意识形成。波兹曼的这种观点，不无偏激，但有一定道理。微博催生我们的公共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思想深度和宽度为代价的。与波兹曼一样，我认为，印刷媒介成就了思想的深度以及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系统性。阅读和写作成熟于印象时代。微博视野中的阅读，是典型的“泛读”。在技术上，微博给书写者的空间十分有限，被限定在140字以内。在140个字符内传递一定的信息是可以的，但要表达像样的思想则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读者而言，在微博世界浸淫日久，注意力也被严重碎片化，喜欢追逐一个个信息碎片以及思想的边角料，体验的是点点滴滴短暂的快感。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感觉似乎是丰盈的，但这种阅读多是视觉层面上的愉悦，属于刺激大脑皮层的浅性观赏。微博世界中的阅读是典型的走马观花，很难有思维的深度潜入。在微博所目击的风景，“神马都是浮云”。读者享受的只是视觉的漫游，而对于思想和思维的深度操练，微博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如果不适当控制自己的时间，微博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毕竟碎片信息﹑碎片思考还是有其局限性，它不能提供系统性思想。微博视野的阅读，是典型的浅尝辄止的阅读。人生苦短，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稀缺资源，在微博上投注了过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必然会挤占了总的读写时间。关键的是，微博改变了我们的读写方式。习惯于微博读写的人，思维方式也被微博化，即被碎片化﹑颗粒化﹑浅表化，缺乏对问题的深度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洗三，旧俗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给他洗澡，有洗去身上污垢，以保平安健康之意〕──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刮痧（shā）民间流传的简易治疗方法。适用于夏秋间因中暑或感受秽浊而见头眩、胸闷、恶心、肢麻、吐泻等症。用光边瓷器或铜钱、牛角板等蘸香油或十滴水等刮颈项、胸背、肋间等处，至皮肤呈红赤色为度〕；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节选自老舍《我的母亲》）

①PM2．5，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对它的准确定义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 米的固体颗粒或液滴的总称”， 又被称为细颗粒物或入肺颗粒物。 由于体积小，重量轻，PM2．5可以在空气中滞留很长时间，在空气中被大气环流带到较远的地方。PM2．5的比表面积①比较大，可以吸附更多的病毒细菌和各种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污染物。空气中的 PM 2．5，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肺泡，在肺泡内积聚，干扰肺内的气体交换，引发各种疾病。因此，PM2．5对健康的危害特别严重。②1982年，美国已经开始展开有关PM2．5 的前瞻性研究，并于2002年将论文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同样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就开始监测空气中PM2．5的日均浓度。研究显示，PM2．5的增长与医院急诊相关疾病的病人的人数成正相关②。③随后，潘小川等人利用模型计算PM2．5对北京市人群的健康威胁，发现当PM2．5浓度增加 10 微克/立方米时，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和非意外总死亡的死亡百分率分别上升 0．76%、0．43%和 0．67%。④PM2．5浓度升高既有气象原因，也有污染排放原因，其中污染排放为首的主要因素有：汽车尾气的排放，使用柴油的大型车是“重犯”，包括大型公交车、各单位的班车，以及大型运输卡车等；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大气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气，包括可燃性气体、含硫化物的气体、有毒的气体以及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等，这些气体随着废气的排放扩散到空气中；工地建筑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正在城镇化中崛起的新型城市，建筑工地扬尘、“泥头车”上路撒漏扬尘以及城市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均会促使PM2．5浓度升高。⑤为了更好的控制PM2．5的浓度，专业人士建议出台整治施工工地扬尘和餐饮油烟污染、限制燃煤锅炉使用、加强清扫保洁作业、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措施。抑制交通污染，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机动车限行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等； 加强工业污染防治，从源头抓起，开展工业生产项目的环境评价准入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水泥厂、 化工厂、冶炼厂和火电厂等大气污染排放企业的监控，确保达标排放，对大气污染较重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要采取停产、限产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可借鉴英美国家关于空气污染防控法案举措，加快我国清洁空气的立法保护。（节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注：①比表面积是指单位质量物料所具有的总面积。分外表面积、内表面积两类。②正相关是指两个变量变动方向相同，一个变量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时，另一 个变量亦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不过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正比”多与“正相关”混淆。正比，有一个确定的比例系数。

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戏曲在宋代的形成，是和它作为一种表演艺术进入商品化的市场密切相关的。而在这之前，它尚未进入商品化的市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表演艺术的萌生，在中国是很早的。大约在人类产生不久，原始的表演艺术就产生了。现有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已无可争辩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例如，和戏曲表演密切有关的音乐和舞蹈的产生，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就开始了。这种原始乐舞大多是人们在劳动或生存之余的自娱自乐。参加者往往是氏族或部落内部的人，他们既是表演者，又是观赏者，与商品化和经济生活完全无关。另外，在原始社会中还有一种乐舞是专为祭祀和巫术活动服务的，参与者一般是氏族中有较高地位的人员。这类活动的功利性、目的性很强。其时，在氏族内部还没有商品的流通。自然和商品经济也谈不上挂钩。人类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以后，这种原始的乐舞也开始出现变化。一种是属于民间的演艺，如迎神、赛会时，乡民们常要进行祭神等活动，同时还表演一些舞蹈等。这类表演不为统治者重视，在史籍中的具体记载不多。但有一点则可肯定，民众系自愿参加，而且都是本乡本土者，依然是自娱自乐为主，基本上是一种民间宗教活动，而不是以经济活动为主。另一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演艺活动。这在史书上记载很多。古代中国崇尚礼乐，每当有重大活动，例如祭祀、燕飨、乡射等，都离不开乐舞的表演。为此，统治者还在朝廷中专门设立乐官和乐师等职，专事乐舞演艺人员的培养和演出活动。这些人一般是士大夫子弟，出身高贵，没有生活之忧。以后虽有不少奴隶和平民子弟进入演艺队伍，但他们吃的是皇粮，而非卖艺人，因此和商品经济也无多大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虽然演艺活动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基本上仍和社会的经济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以民间出现的歌舞戏《踏谣娘》而言，虽说已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表演时也有角色的分工，形式上歌、舞结合，有表、唱和音乐的伴奏，已初具戏曲的雏型，然而它的演出仍然是民众的一种娱乐活动，从其内容来说，主要是抒发人们心中郁积的情绪，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关系不大。至于宫廷内的演出，是唐代表演艺术的主要方式。统治者在朝廷中设立了庞大的乐舞机构，并从全国各地挑选大量艺术人才进入“教坊”，以满足他们精神享受的需要。艺人的演出在宫廷进行，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与广大的民众没有关系，也和社会的经济活动无关。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在唐代尚未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戏曲等演艺活动的发展离不开较为宽松和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而宋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进程中，加强思想和文化统治，尤其是在它与辽、金的连年征战中损兵折将后，更实行崇文轻武的治国方略。自北宋中期以后，“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一派歌舞升平，戏曲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式形成了。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社会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更呈现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广大农民在土地的买卖中，获得了掌握劳动果实的较多自主权，这直接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这种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为戏曲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马年说马古往今来，有关马的成语在国人心中世代传诵，马的精神气质早与人们的心灵融为一体。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祖先们认为，龙马就是传说中的骏马，是仁马。最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说法是“龙马负图”。传说有一天中华始祖伏羲在卦台山上凝思瞭望，忽见对面云雾滚滚，一龙马翻腾而出，伏羲根据其身上的斑纹河图创制了八卦。“龙马”由此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祖先们在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认为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易经》中干脆说：“乾为马”，它是天的象征又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君子、祖考、金玉、敬畏、威严、健康、善良、远大、原始、生生不息……这就是文王在《周易•乾卦》中总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中国人代代流传的最响亮的名言的由来。这匹由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生造出的龙马，雄壮无比，力大无穷，追月逐日，披星跨斗，乘风御雨，不舍昼夜。马又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古人常常以“千里马”来比拟。千里马是日行千里的优秀骏马。俗话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常常骑着它们巡游天下。其实，周穆王的八骏比喻他的人才集团，才华卓越，本领非凡，各自用特殊的能力在共同辅助周天子的天下大业。更清楚无误的以马喻示人才的事迹，是《战国策》里著名的燕昭王“千金买骨”的典故。 燕昭王“死马且买之五百金”，“于是，不满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这则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求贤若渴的道理。正因为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像秦时期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方九堙等都是相马的专家。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就被叫作“万马齐喑”。清朝的龚自珍有一首诗就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数千年来对马的赞美中，中国人还赋予了马许多人性化的特征。马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尽职尽责是马的处世哲学。古往今来，马往往被用于战斗。马的勇敢令人赞叹。战马可以一天连续奔跑五六个小时，日行千里。马在奔跑中从来不偷懒，只要人不命令它停下来，它便马不停蹄，直到累倒气绝而死为止。马用生命诠释它的勤劳、无畏、上进、奉献。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精神赋予马，缘于中国人本身对这些精神的推崇。勤恳、坚韧与百折不挠早已融入在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当中，早已体现在了中国人的精神当中，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直至今日。

①网络穿越小说,是指现代人通过魂穿(主人公的灵魂穿越到古代并附身到古人身上)、身穿(利用各种方式使整个人穿越到古代)和重生三种方式，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后的传奇性经历。主人公常常利用现代观念和现代技术手段大展宏图，成为影响甚至是左右当时历史发展的人物。网络穿越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分为两类，一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一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但不管是哪类历史背景，网络穿越小说都应该划归重写历史故事的文学范畴。②网络穿越小说不仅继承重写历史故事的传统，而且相比前人的创作，它重新建构，甚至想象、篡改历史的冲动更为强烈。由于身处后现代社会背景，个人主体只能够在个体想象和历史叙事中重新建构自身，既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又在文学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满足。因此与历史演义小说相比较，网络穿越小说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可以让具有现代思想的主人公突破历史时空的局限,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历史的优点和缺陷，从而赋予其理性反思的某些特征。它也经常融合野史传说、玄幻、侦探、武侠和言情等多种流行时尚因素，显然更进一步增强了通俗小说天马行空的“奇”特点,使读者更具有阅读快感。③网络穿越小说反映帝王将相生活，大多走“纯情”的言情路线，表现出作者对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忠贞浪漫爱情的向往，亦是网络穿越小说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网络穿越小说也有朴实无华的“种田生活”故事。那些穿越的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只是小人物,到古代反而成为有作为的英雄。他们除了依靠在现代社会中学到的科技知识和智慧来保护自身外，还以自己在现代文明洗礼下形成的自强、自尊、自信和人道主义等人格品质，来吸引和获得其他人的认可，特别是获取异性的青睐。这种设计凸显了现代人的个性特征，借此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来。④网络穿越小说的丰富文化意蕴，以及近几年的繁盛发展现状，均使它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下高雅文学也需要向网络穿越小说学习其“求真与化俗”的特点，争取更广大的读者群。自然，高雅文学应该在坚持严肃创作态度的基础上，来汲取穿越小说的“趣味”特点，但是不能流于低级庸俗，应有纯正的趣味。⑤网络穿越小说亦存在很多不足。大部分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利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得窥先机，陷入利益和心机阴谋的争斗并成为赢家，爱情也仅仅成为写作者时尚颓废与古典纯情、青春唯美与功利庸俗的矛盾态度的载体，总体上削弱了文学意义与思想价值。越来越多的穿越小说陷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雷同或类似的模式化之中，这是通俗小说最致命的缺陷。因此包括网络穿越小说在内的网络文学，也必须向高雅文学汲取文学养料,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长久与旺盛,才能够走得更远。（选自张清芳《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趣味》，有删改）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的活动由于受到价值定位的影响，总会对某些生物物种过分偏爱，而对另一些生物物种漠然视之，甚至对某些物种厌恶有加，因而在地球生命体系中并存的生物物种，在人类社会中总会受到各不相同的待遇。这种不公正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控制下的生物群落，在物种数量上比自然生态系统中要少得多；其次表现为不同物种受到的待遇也互有区别，而且无视其原生特性；再次表现为相互间的关系得按照人类的意志加以调控。这些特征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偏离。这样的偏离积累扩大后，最终都会影响到地球生命体系的生物多样性。不同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完全屈从于相关民族文化稳态运行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又具有多重性，因而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的价值定位并不具有通约性。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其间也无规律可言。目前愈演愈烈的农田化进程和作物种植、牲畜饲养的单一化，恰好是全球范围内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自然结果。要消除这些威胁，更好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食品结构必须尽可能多样化，尽可能从更多的生物物种中获取食物来源。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也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在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背景下，人类生产食品的办法也会日趋单一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通行的作物保护措施就是化学农药的使用。但任何化学农药都会不加区别的消灭一切除作物和家养动物以外的物种，这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随着文化的辐合趋同，人类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化学农药的替代品，以至于生物多样的保护成了一纸空文。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威胁是化肥的滥用。人类在使用化肥时关注的仅是作物本身，对使用化肥的负面效应即使了解，也往往是不加理会。化肥的使用对于土壤微生物的存活是一个重大威胁，而这又会导致其它众多生物的生存压力。加上过量化肥对水体的污染，还会威胁到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然而，在文化辐合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对生物多样性的明显威胁却无法得到缓解与消除。工业文明的食物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被不加区别地大范围推广，这同样会使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更加艰难。为了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应当拥有尽可能多的食物来源渠道和食物生产办法，以便分散对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存压力。要使食物生产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同样需要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因此，文化的辐合趋同本身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负面效应，维护生物多样性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而无法落到实处。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燃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到:“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节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23日，入选本试卷时，有删改)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节选）袁行霈①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包容。②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些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我国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④我们还可以以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体现在统治者的包容性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上。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远离故国在唐朝任职。⑤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节选自2011年《新华文摘》，有改动）

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中国如何在世界范围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我们的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我们发展文化影响力，寻求的并非中国文化的单边统治，而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在一个多元的交响乐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声部，参与其中，共同解决世界难题，开创一种新的精神世界。那么，中国要发展文化影响力，应该用什么来面对世界？如何面对世界？我们可以在纽约时代广场放一部广告，也可以在海外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展览，但这些是否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核心东西？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西方对于中国，也往往赞扬中国的古代文化，甚少尊重当代文化。到了21世纪，情况已有所改变，中国正在产生一些新的“中国思想”，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比如，一些中国的青年学者，提出“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引发热烈讨论。这些“中国思想”并不是凭空诞生，它们从中国文化的根底发芽，由中国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共同提倡，继而让全世界受益。可见，中国文化要产生影响力，就要向世界贡献新的思想，能够同他人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时，用英文写就《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国外非常畅销，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阅读。为什么林语堂这么受欢迎？在我看来，这主要基于他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把外国读者当朋友看待，以和平的心态、自由的精神和杰出的文字从容自若地娓娓道来。但直到今天，为何还没出现一本能与以上两本书的影响力媲美的作品？我想主要还是态度不对：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要么就是大国主义、与之“不来往”。不同文化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并非以思想统一为目的、以覆盖或同化对方思想为手段。多种文化的共处，更要强调不同、差异、尊重别人的意见，因为“不同”更易摩擦出新火花。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唯此，大家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作者：乐黛云。选自2012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雨中过伶仃洋　　过伶仃洋，冒着细雨，甲棋逢对手上只我孤孤寂寂，航行在文天祥的温漉漉的诗行上。　　“惶恐难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尽管诗人已经过了八个世纪，他举袖望故国的颤抖，仍遗落在伶仃洋里，有热泪点点，横飞竖洒，激荡不已。　　云不语，雨不语。那宽袍阔带的文官正被元兵押解向死亡，伫产在一块大帆下不语。　　那雾遮遮掩掩的岛，叫伶仃岛，这雨中衔一副寒霜脸的海，叫伶仃洋。文天祥叫零丁，令人叫伶仃，不管怎样写，这两个字都叫我受不住。不忍看，也不敢想。　　天下伶仃人，不只你一个，偏你浮海赴义，一首诗吟得后人心疚。　　我是一个九岁丧父的人，寡母领着我们三兄妹，而我是老大。“长兄若父”，我怎样在九岁十岁直至十五的肩膀上，放得住上有寡母下有弟妹的酸苦期冀？　　寡母望我，我望寡母，泪眼相向；一间草房，数亩身田，天有阴晴雨雪，地有泥泞坎坷，人有势利冷眼，别人丰收时我们歉收，过节时别人满嘴油腻，我们数盘清冷。我们有永远卸不去的疲惫，有永远流不完的汗水，有永远忍受屈辱的咬紧牙关。　　“长兄若父”，一个少年在风雨里摔打，支撑他的力量只是一个饥饿中不甘人后的期冀。当十六岁进工厂赚钱取工资时，望遍全厂三千人，只有我是十六岁。　　一个大雨敲窗的夜，在同宿舍工友的鼾声中，我读到《过伶仃洋》，我哭了。“身世浮沉雨打萍”，“零丁洋里叹零丁”，每一字都击中我感情中最嫩薄的地方，我是那么不堪一触，我哭。　　“伶仃”这两个字，是谁选的？仓颉也有_____和_______么？因而这两字才很瘦长，如一个长年饥饿的豆芽的孩子。　　“伶仃”这两个音，也要用舌小心吐出，舌头粗壮的得意的人吐不出，它是那么脆弱，重一点就会变形。　　从此读书怕见“伶仃”，见时故作不见。读书又受读“伶仃”——当我为我自己，也为母亲弟弟、妹妹挣扎了一天，赚得一元四角钱后，静下来，想哭的时候。　　是什么叫我爱了文学？我下班就走理了文字堆里。读进躯体和宣泄出躯全的都蘸满了感情浓法的文字，一种排斥合用排斥热闹的孤零的生活。　　一部《易经》圈住我，两千年前已洽谈室，我从小就在零丁洋上漂泊航行。　　有人说：“孤独是知识达到崇高境界的一种状态。”　　“智商高的人都是孤独的人。”　　“孤独是一种超出了平庸与俗气的美学境界。”　　说这话的，大约是被过分的热闹优苦了的人吧？大约是难得享受一下短时间的孤独之美吧？　　吃含味精的菜太多，一次糖抖黄瓜就被推为最佳滋味，我理解这种心态。　　孤独不好，伶仃不好。　　当父亲溘然撒手入世，别把一个孤傲的孩子遗落在冷漠和多白眼看里的家族里，那么我不会跟那古代的亡国之官叹伶仃，叹也无力。　　如果文天祥置身于抗击异族入侵者的人民大众和爱国勇士的汪洋里，虽自己身死，也去会叹息伶仃。　　在伶仃洋里，他正被押解到一个绝望的地方去，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曾为它的广大扬眉得意，南宋却连最后一声国人的哀音也未闻，多寂寞呀。　　“零丁洋里叹伶仃”，半生沉浮，一腔宏愿，尽付流水，遥对故国，究何以堪。　　爱国者的孤独，悄悄地升华了我的孤苦，家国虽有别，情感却易通。血写的文字有不可局囿的穿透力，这是多么奇妙的心灵感应啊。　　文天祥的伶仃别是一番至高境界，怪不得我每读心碎，世人也皆尽可一哭。

作家与知识的关系摩罗大约二十年前，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提出作家学者化问题，引起较大反响。学者和作家都在致力于人类命运和人生幸福的思考，所不同的是，作家以想象力成全思考，学者以知识积累促进思考。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就是期望作家通过增强知识积累，促进自己的思考和创作。这种期望是否一定可以实现？知识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个方面，作家作为文化人群体的一部分，当然应该具有较多的文化知识。有人把曹雪芹、巴尔扎克的创作称为百科全书，证明作家在知识上的优势能够成全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创作。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作家知识越多越好、进而有意追求知识的膨胀，却未必合适，甚至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艺术感觉。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对于作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拥有知识而是拥有文化。即使对于学者，也是如此。王蒙先生提出作家学者化时，所针对的现象不是作家没有知识，而是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群体都没有文化。知识是前人生活经验的总结，知识积累越多，就是了解别人的经验越多。然而，再多的知识积累也不能保证积累者必然具有创造力，尤其不能保证积累者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创造力。有的人被知识塞满了脑袋，无法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培育自己的想象力、发展自己的思考，这等于扼杀自己的文学才华，破坏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化是穿透前人经验、审视人类生活把握人类命运的能力和禀赋。一个创造者虽然也必须一定程度地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精神文化提供自己独特的东西。这种独特的东西不是像学者那样根据前人的经验推演、归纳出来，而必须从个人的独特体验、独特感受、独特思考、独特想象中生长出来。这就需要仰仗内在的禀赋和文化想象力。所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发展空间的，不是这个作家的知识储备，而是他对于人生和世界体验的深度，对这些体验挖掘和思考的深度，以及他的文化想象力发达的程度。鲁索的知识积累肯定不如伏尔泰，但是伏尔泰只是典型的学者，鲁索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沈从文的知识肯定不如胡适那么深厚，但具有文学创作才能的恰是沈从文而不是胡适。萧红不如萧军的知识多，但她的创作充满了文学的光彩和精神的魅力，其影响力远远大于萧军的作品。一种知识有可能启示人类思维朝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但也可能构成思维障碍，制约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存在的新的可能性的体验与想象。所以，一个艺术工作者和关注灵魂出路的人，对于人类既有知识保持适当的警惕和明敏的反省常常是必要的和明智的。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只是向世人展示公共经验和公众认同，作家则是用自己独创的文本向世人展示个人经验。这些个人经验有时候是对公共经验的补充、质疑、挑战与否定。文学的特征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感受世界，不是理性活动而是情感活动，所以这种挑战有时候不是冷静的辨析和论证，而是带有或者悲悯（如曹雪芹《红楼梦》）或者蔑视（如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的强烈的情感色彩。情感本身就是知识之外的事物。每一个业已僵化的知识体系常常是阻隔在人类与真理之间的妖氛魔雾，它们妨碍人类对真理的探索，锈蚀人类的灵性和生命的光彩。而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必定要走向僵化的。过分信赖某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常常导致文学的概念化、模式化、庸俗化，最终会像陷阱一样折断文学的脖子和翅膀，使它永远无法飞向自由的天空。最伟大的作家不但总是站在人类知识体系之外审视世界、探求存在的真谛，而且总是站在人类知识体系之上悲悯人类、吟咏生命。

人与生物圈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有，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目的是寻求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人们在享受自己获得的和创造的财富时，会时时受到大自然的种种惩罚？因为人类在土壤侵蚀、沙漠化、滥伐森林、越来越多的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所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中，已经意识到能登月球、造核武器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揭开人与生物圈之间的秘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联合国针对全球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挑战，以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为宗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格外受到世界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项松散的政府间科学计划自1971年开始实施以来，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了数千个实施科研项目，有数万人参加了有关的培训活动。作为该计划理事国之一的中国，自1972年参加起就抱着极大的热情。国务院于1978年正式批准成立了相应的计划组织实施结构——UIY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迄今为止，全国有37个有关项目列入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批准加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人与生物圈计划已经成为跨地域、跨国界联系百余个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纽带，已经是为生物圈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多学科、多领域依据的窗口。在我国长白山实施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计划，可以说是这种纽带和窗口的一个缩影。中国吉林省长白山，有个面积为20多公顷的林区，植被没有经受太大的干扰，从山岩裸露、白雪皑皑的山巅，到针阔混交、林木遮天的山岭，十分明显的植被垂直带变化，没有夹杂人为的痕迹，是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完整的东北亚山地生态系统。这里没有森林病虫害，众多的物种以最佳的形式和谐协调地生存。长白山优化森林结构，正好成为欧洲病态森林的最佳参照模式地。各国专家希望从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典范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得到启示，以查清欧美“森林死亡”的原因，制定有效的控制对策，中国专家希望通过研究优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产力，揭开大自然更多的秘密，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林业之路。中外专家的希望，便成为国际间合作和交流的基础。

隋书·崔仲方传　　崔仲方，字不齐，博陵安平人也。仲方少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时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迁司玉大夫，与斛斯徵等同修礼律。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赐爵石城县男，邑三百户。时武帝阴有灭齐之志，仲方献二十策，帝大奇之。后与少内史赵芬删定格式。寻从帝攻晋州，又令仲方说翼城等四城，下之。授仪同，进爵范阳县侯。后以行军长史从郯公王轨擒陈将吴明彻于吕梁，仲方计策居多。宣帝嗣位，为少内史，奉使淮南而还。　　会帝崩，高祖为丞相，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纳之。又见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及受禅，上召仲方与高颎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又圣躬载诞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劝上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上皆从之。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丁父艰去职。未期，起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上览而大悦，转基州刺史，征入朝。仲方因面陈经略，上善之，赐以御袍袴，并杂彩五百段，进位开府而遣之。及大举伐陈，以仲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王会。及陈平，坐事免。未几，复位。后数载，转会州总管。时诸羌犹未宾附，诏令仲方击之，与贼三十馀战，诸部悉平。　　仁寿初，授代州总管，在职数年，被征入朝。会上崩，汉王谅馀党据吕州不下，炀帝令周罗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总其众，月馀拔之。进位大将军，拜民部尚书，寻转礼部尚书。后三载，坐事免。寻为国子祭酒，转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几，以母忧去职。岁馀，起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优诏许之。寻卒于家，年七十六。　　（节选自《隋书列传二十九》，有删减）

图像及图像之外的汉字与中华文化林谷芳①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绵亘超过四千年的文明，也是唯一在这么长时间中绵亘使用表意文字的文明，这两个唯一显非偶然，于是，谈中国文明，乃必得及于这文明的根源之一——汉字。在人类学家眼中，文字的发明是文明的一大跃进，堪与比拟的只有用火、产业革命与资讯革命，而使人类从蒙昧至开启的依赖于此。文字的发明让知识可以大量积累，后世乃能够超越一代的生理局限，直接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之上。然而，知识积累固是文字发明对文明的最根本影响，但其作用尚不止于此，它一定程度更影响了文明乃至生命的属性。谈汉字，多数人首先联结的当然是书法。书法源自特殊的书写工具：毛笔，不过，更根本地，则源于汉字本身的结构性使图像在规范中又有无限排列的可能，由之乃开展出丰富的线性世界，要说中国人的线性美学多缘于此也不为过。书法被首先联结，是因它太特殊了，其实谈文字，最自然会想到的是文学。文学并不只是对语言的艺术记录，语言之外，文字本身还影响了文学的形式与内涵，这在非直接由语言拼音而来的表意文字犹然，从中国诗词的对仗到文言文的精炼就都与汉字单位、孤字、表意的属性直接相关。表意文字使文字与语言保持了一定距离，让文字能更长于凝练性的表达，这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学的特殊美感，另一方面则行塑了中华文化的特殊属性。中华文化能绵亘数千年实因于传承者强固的历史认同，汉字在此则不仅让人可以接续前朝，连历史之原典亦可亲炙②，由此，所谓上下五千年才不至成为空话。而更甚者，就因语、文一定程度的分家，语言之分歧乃不直接导致族群的分歧，否则，以中国地缘之大、地理之复杂，若用拼音文字，怕不早已分成几十个国家！也因此，中国文明既能一统——保有稳定的共同根基，又能发展各地的特质——适应多元的环境，文化上“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并存”使中国虽历经挑战却依然茁壮，而它，则缘于书同文、语多样的历史发展。谈汉字，在美学、文化外，最终也更幽微的，是它与中国人认知思维与感悟的关联。孤字、图像化、凝练性，不仅在艺术上长于意象的表达，在认知上更使人具备直观、整体掌握的特质。汉字不因语音的连续阅读而得，观者是直接以图像而起，中国哲学之常直接以拈提③触发生命，不在哲理辨析上着眼，就与此有关。而禅之所以能在中国大放异彩，也因它拯救发挥了这个特色，云门宗④以“一字关”勘验学人还曾名重禅林。汉字的种种与中华文化如此相关，也因此，对汉字的看法常就直接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力图使语、文合一，固是对语文过度分离导致文字僵化的反抗，却也因此未能看到语文分割对中华文化所引起的根本影响，极端者欲将中国文字拼音化，更可以说是在刨自己文化的根，而即便到中文电脑出现前，也还有许多人因电脑输入的困境大谈废除汉字，这种种都说明了：错，其实不在汉字，而在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在我们对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缺乏更深的了解。曾几何时，中文电脑的问题已能解决，中国也兴起了，汉字又成为大家乐于肯定的文化资产，而在文化创意成为时潮的现在，汉字作为图像辨识、设计元素的优势更被大肆标举，只是，在这情感与现实需要的转变下，我们要能真正看到汉字与中国艺术、文化乃至生命的深刻关联，并由此知道自己的定位，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反思与观照。(摘自2010年9月26日的《北京晚报》，有删改)【注】 ①林谷芳：禅者、文化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所所长，台湾文化总会副会长。此文是他为“首届两岸汉字文化节”而写的文章。②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③拈提：禅林说法，拈举古则公案以开发学人之心地。④云门宗：禅宗五家七宗之一，以开山祖师云门文偃禅师(864～949)而得名。

微博现象是当下中国的媒介奇观，编织“围脖”已成为当下人们媒介生活的一种时尚。“围脖”这一温馨的称谓，反映了中国微博用户对这一新兴媒介产品的钟爱。微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经过商业网站的成功推广以及微博用户的接力追捧，被迅速制造成一个巨大的媒介神话。一种传播媒介要普及到5000万人，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互联网只用了4年。微博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仅用了14个月，新浪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7000万。微博在中国媒介生态中，其意义不同寻常。它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媒介革命。微博一小步，媒体一大步。微博所释放的“微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公共与私人交往方式。这一被中国网民热捧的新媒介甚至成为穿越信息黑洞的牵引力量。其实，小小的微博承受了不少不能承受之重，承载了过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微博的八面风光的背后，我们需要追问和思考这一新兴媒介功能的宽度与限度。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波兹曼看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波兹曼曾认为，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他甚至顽固地认为，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数来自于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印刷时代成就了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度，而电视媒介则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波兹曼的这种观点，不无偏激，但有一定道理。微博催生我们的公共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思想深度为代价的。如波兹曼所认为的印刷媒介成就了思想的深度以及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系统性。阅读和写作成熟于印刷时代。微博视野中的阅读，是典型的“泛读”。在技术上，微博给书写者的空间十分有限，被限制在140字以内。在140个字符内传递一定的信息是可以的，但要表达像样的思想则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读者而言，在微博世界浸淫日久，注意力也被严重碎片化，喜欢追逐一个个信息碎片以及思想的边角料，体验的是点点滴滴短暂的快感。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感觉似乎是丰盈的，但这种阅读多是视觉层面上的愉悦，属于刺激大脑皮层的浅性观赏。微博世界中的阅读是典型的走马观花，很难有思维的深度潜入。在微博所目击的风景，“神马都是浮云”。读者享受的只是视觉的漫游，而对于思想和思维的深度操练，微博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如果不适当控制自己的时间，微博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毕竟，碎片信息、碎片思考还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不能提供系统性思想。微博视野的阅读，是典型的浅尝辄止阅读。人生苦短，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稀缺资源，在微博上投注了过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必然挤占了总的读写时间。关键是，微博改变了我们读写方式。习惯于微博读写的人，思维方式也会被微博化，即被碎片化、颗粒化、浅表化，缺乏对问题的深度观照和思考的能力。　(选自张涛《微博时代的新读写》)

钱神论[西晋]鲁 褒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启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岂是之谓乎？钱作为一个实体，有天和地的形象。它的内部效法地的方，外部效法天的圆。把它堆积起来，就好像山一样；它流通起来，又好像河流。它的流通与储蓄，都有一定的规则。在市场上做买卖方便交易，不用担心它消耗亏损。它很难折断，好像那些长寿的人；它像大自然一样运行不息，不会缺乏，所以它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世间的神明宝贝，大家像敬爱兄长那样爱它，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孔方”。没有了它人们就会贫穷软弱，得到了它人们就会富足强盛。它没有翅膀却能飞向远方，它没有脚却能到处走动。它能够使严厉刚正的面孔露出笑脸，使口风很严的人开口。钱多的人干什么都能占先，钱少的人便得乖乖地排在后面。排在前面的人就是君长，而排在后面的只是臣仆。那些作君长的富足且有闲钱，那些作臣仆的贫困且钱财不够用。《诗经》里说：“富人哪，总是那么欢乐；孤独的人，好悲伤！”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住，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赢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赈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钱”得名于“源泉”的“泉”，百姓每天都要用到它，它的源泉是不会缺乏的。再远的地方它也能去，再深的地方它也能到。京城里的达官显贵，在讲学的地方总是疲倦得打不起精神，对于清谈一事也厌倦听闻，面对它便瞌睡得很，可是见到孔方兄便没有人不惊醒凝视的。钱所能给人们带来的祐护，是吉祥而没有不利的。为什么要读了书然后才达到富贵呢？以前吕公对写上钱数的空头帖子欣慰喜悦，汉高祖刘邦制胜在萧何多出二百钱，卓文君脱下粗布滥衣穿上锦绣绸缎，司马相如乘上高盖华车解下犊鼻围裙。官尊名显，都是由钱所达到的。空头帖子本来就很虚，更何况有实？多出的二百钱虽少，却带来了亲密的关系。由此说来，钱可真是神物了。它没有德行却受人尊敬，没有势力却那么红火，它能够推开富贵官宦之家的朱门、紫闼。有钱的地方，可以化危为安，可以让死的重新复活；可要是没钱了，那贵的就要变成贱的，活的也得把它杀掉。所以，和人争辩、打官司，没有钱就不能获胜；失意不得进仕的人，没有钱就不会被提拔；愁怨忿恨，没有钱就没法化解；好的名声，没有钱便不能被传播。洛阳城中的富贵人家，身居官位的那些人，对于孔方兄的热爱，从来都不曾停止。他们拿着它的手，一直怀抱着，不管它们是优是劣，也不管它们的年份远近。在孔方兄家中，宾客总是从四面八方聚来，门前如同集市一样热闹。谚语说：“钱虽然没有听觉，却可以暗中指使别人。”这话难道是假的吗？又说：“有钱便可以役使鬼神。”更何况是人呢？子夏说：“死生有它的命数，富贵在于上天。”我却以为，死生没有命数，富贵在于钱而已凭。凭什么明白这点呢？那是因为钱可以转祸为福，变失败为成功，使危险的人变得平安，使死人得以生还。性命的长短，官位、俸禄的高低，都在于钱的多少，天又怎么能参与这事？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季运行，万物生长，钱比不上天；使穷困的人显达，使处境窘迫的人得以摆脱，上天就不如钱了。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仪和音乐来修饰，就可以算得上一个完人了。如今要成为一个完人又何必那样？只靠孔方兄便可以了。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大凡现今的人，只要钱罢了。所以说，军队没有钱财士兵就不会前来，军队没有奖赏士兵就不会前进。做官如果没有朝中公卿大臣做靠山，那还不如归田务农。即使有朝中公卿大臣，却没有孔方兄，那么和没有翅膀却想要飞翔，没有脚却想要行走又有什么不同呢？（本文选自《魏晋南北朝抒情散文赏析》，原出处《晋书·隐逸传》

近段时间，西方世界有点乱，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伦敦骚乱。骚乱首先在伦敦开始，源于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个29岁黑人疑为警务人员枪杀。民众借助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通信隐蔽、通信终端相对封闭、可躲开警方追踪等功能，彼此呼应，聚众进行打、砸、抢等严重犯罪活动。骚乱最终波及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各地被迫动用16 000多名警力、逮捕1 500余人。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在这次骚乱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西方媒体惊呼：我们被互联网“反咬”了一口。当西方国家正惴惴不安于伦敦等地的“有害信息串联”方式会不会如癌症一样，扩大、发酵其本身存在的经济低迷、高失业率、福利压缩等问题，最终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当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当英国《金融时报》刊出“这次骚乱恰恰证明了，网络是同街道一样的空间。如同街道会被匪徒洗劫，网络也会被不怀好意者侵袭。英国政府和警方必须在街道上严厉打击暴徒，以维护社会治安；他们也有责任在网络上清理犯罪，美化暴行、唆使人们犯罪的言论，即使在英国，也无权享有自由”：“言论自由是不是应当有边界？”、“对互联网，如推特、脸谱等的监管是否过于宽松？”等问题引起了西方和世界各国的讨论和关注。活生生的现实提醒美欧领导人，现在该是他们正视现实，与其他国家携手研究互联网监管、研究如何对互联网趋利避害，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了。而这种监管和趋利避害，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各国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有差异；二、虚拟社交网站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约束会逐渐集聚能量，会成为对全人类基本秩序构成威胁的巨大不确定性。承认各国政治体制、社会状况的差异，依法有序管理互联网，才能让“被互联网反‘咬’一口”的惊呼不再出现。伦敦骚乱，让一直受西方国家指责互联网管理严格的其他国家突然发现：互联网原来是“中性的”！骚乱，打碎了美欧国家对互联网仅仅“是搅乱非西方国家利器”的幻觉，终结了西方利用互联网及手机技术，在本世纪发展中国家几次大规模动荡中，推波助澜、坐山观虎斗的乐趣。鼓吹网络自由、信息自由流动的美欧国家，却首先被网络这把“双刃剑”所伤，“网络自由论”在其国家领导人、地方政要的“唱反调”、“断网”、“关停黑莓手机功能”等言论、举措中化为泡影。中国是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指责中国的网络监管、鼓吹网络自由化，到西方势力在“茉莉花革命”中支持突尼斯人通过网络聚集、散布街头集会信息，使我们对脸谱总裁扎可伯格“接受网络自由之利，就要接受其弊” 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趋利避害，不断完善互联网相关法规，积极有效的进行互联网管理，摒弃绝对的“自由”观，认清美欧国家互联网“开放”的“双重标准”，走自己的互联网发展之路，避免互联网、社交网站助推的“伦敦模式”骚乱的再现，构建开放、有序、和谐、共赢的互联网世界相对“自由”的环境，是中国每一个网民、每一个网站运行商的职责，这不仅仅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保证，更是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保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欧国家利用对互联网的控制权、把互联网作为推广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重要阵地，不遗余力地渗透、影响其他与自己的价值观、民主观不同的国家的想法和行为，在伦敦骚乱、“后院起火”的事实面前遭到痛击！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尊重别人，尊重国体不同、传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标准的“民主”、“自由”，是我们从伦敦骚乱中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来源： 千龙网袁铁军2011—8—22撰文，有删节)

张惠言送张文在分发甘肃序　　古之所谓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观其所以汲汲者，则其于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进之心，则必有趋势之术；有患贫之心，则必有冒货之渐。虽有特达之才，廉耻之念，其入于势利也，犹靮[1]之在项，幂之在目，而以旋于磨，虽欲自拔其足，其势固不得已。　　呜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鲜矣。今各省自州县至丞尉，谒吏部而出者，岁数百余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责，其间亦有知名义识廉耻者。然吾观其所以进争尺寸之捷，较出入之势，进退之械，则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选而得官，则哗然曰：某地善，某地恶。得之者忻戚色然。问其所以为善恶者，则非政之险易也，非民之淳浇[2]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贫。呜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终不可见乎！　　海盐张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侠，然敦为孝弟。少举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师，供事国史馆，积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经历。又几年，史馆移选人入吏部，文在例得与，而主者抑之，不得选。今年秋，以赀入，请试用，分发得甘肃。甘肃地边塞，民穷官贫，自长吏以下，不能具舆马。士大夫宦者，视为畏区。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负奇气，浮汩为吏十余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当远绝西徼[3]，家又甚贫，虽相知者皆为文在不乐。而文在处之晏然，且曰：吾闻甘肃，民朴而政简，长官无奔走，宾客无徭役，此真吾所乐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贤，其不躁进也，其不患贫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为良有司也无惑焉！　　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选自《清文选》　　【注释】[1]靮：马缰。[2]淳浇：敦厚和浮薄。[3]西徼：西方的边界。

袁先生传　　袁先生，讳溉，字道洁，汝阴人也。尝举进士，免贡②，避地州西山中。建炎初，集乡民为保聚，与金人及群劫抗，屡克。后移居蜀之富顺。　　先生初从二程先生学，闻蜀薛先生名。富顺邻家薛翁以卖香自给，其子晨以香出，父则掩关待之。子莫而归，因不复事邻里，莫详其趋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具刺③谒之，薛翁慢骂不应。先生固已疑之矣。间日再往，又不得前，于是积日屡造其门，薛翁喜而见之。先生与之语，不对；再见谈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见纵论六经，薛翁才有喜色。曰：子学已博，然寡要。夫经所以载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为！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将以会道尔。薛翁击节称善，因以所学授之。居月余，励先生出关，薛翁因亦遁去。　　先生出关至夏口，岳开府飞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见而出，不辞而行。语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未几而及难。先生因家荆州，往来夷陵、秭归诸郡，与士夫言必称善，悦其意旨，然后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　　初，靖康后，天下兵荒甫起，先生家为汝阴盛族，尝有客过其舍，先生察其状貌有异，白诸父曰：客奸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寇来，遂与乡社义兵斗死。后众欲据前山为保，先生争之，不听。独将妻子聚保山后。已而，前山果没。金人大至，欲以万众攻山后营。先生坞中兵不满千，召其众计曰：虏则势盛，吾知数术，保以一箭破之。其夕，虏砦山阿、先生使数十人各执鼓燧，如四山伏，约虏军噪扰，燔山击鼓为应。有谈经客愚甚，先生激使为虏装，窃虏号入宿虏酋帐下，以二矢授曰：夜中发矢而窜。客如先生计，恇恇④仅能发箭。虏营惊乱，顾见火光并起，鼓声四合，因溃自相攻杀数百人，遂不敢复至。　　瓯浦薛某⑤曰：圣人之学不可复见，走于先生焉取焉？尝侍先生观弈，能为负棋，易置数子，以弱为强。外舅强先生弈，则曰：先人尝以弈为废事⑥，所不忍违。走从问义理之辨，先生曰：学者当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请终身诵服斯语。（有删改）　　【注释】①本文是南宋哲学家薛季宣为其师袁溉所作的传记。②免贡：没有考中③刺：名帖，名片。　　④恇恇：害怕，惊恐。⑤薛某：某与下文的走，均为谦辞，指作者。⑥废事：耽误做事

明史·彭时传　　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明年，令入阁预机务。闻继母忧，力辞，不允，乃拜命。释褐逾年参大政前此未有也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请终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复与阁事天顺元年，帝坐文华殿召见时，曰：汝非肤所擢状元乎？时顿首。明日仍命入阁，兼翰林院学士。而帝方向用李贤，数召贤独对。贤雅重时，退必咨之。时引义争可否，或至失色。贤初小忤，久亦服其惊直，曰：彭公，真君子也。帝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贤以语时。俄中官牛玉宣旨，时谓玉曰：南士出时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选十五人，南六人与焉。门达构贤，帝惑之，曰：去贤，行专用时矣。或传其语，时矍然曰：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贤去，时不得独留。语闻，帝意乃解。五年，得疾在告。逾三月，帝趣赴阁视事，免朝参。是冬，无雪。疏言：光禄寺采办，各城门抽分，掊尅不堪。而献珍珠宝石者，倍估增直，渔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优诏褒纳。畿辅、山东、河南旱，京师米贵，请发仓储五十万石平粜。并从之。时以旧臣见倚重，遇事争执无所避。而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时颇怀忧。时立朝三十年，牧孜奉国，持正存大体，公退未尝以政语子弟。有所论荐，不使其人知。燕居无情容，服御俭约，无声乐之奉，非其义不取，有古大臣风。　　（节选自《明史彭时传》）

明史·周镳传　　周镳，字仲驭，金坛人。父秦峙，云南布政使。镳举乡试第一，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税芜湖。忧归，服阕，授南京礼部主事。极论内臣言官二事：每读邸报①，半属内侍温纶。自今锻炼臣子，委亵天言，祗徇中贵之心，臣不知何所极也。言官言出祸随，黄道周诸臣荐贤不效，而刘宗周等勿获进；华允诚诸臣驱奸无济，而姚希孟等皆蒙谴。每奉严谕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弃忠良奖成宵小祗快奸人之计臣益不知何所极矣。帝怒斥为民，镳由是名闻天下。　　初，镳世父尚书应秋、叔父御史维持，以附魏忠贤并罹逆案，镳耻之。通籍后，即交东林，矫矫树名节。及被放，与宣城沈寿民读书茅山，廷臣多论荐之。十五年起礼部主事，进郎中，为吏部尚书郑三俊所倚。然为人好名，颇饰伪，给事中韩如愈疏论之，罢归。　　福王立于南京。马士英既逐吕大器，以镳及雷演祚曾立潞王议，因言镳、演祚等皆私党，请悉置于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镳从弟钟从逆，并及镳。钟亦逮治。阮大铖居金陵时，诸生顾果等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主之者镰也，大铖以故恨镳。镳狱急，属御史陈丹哀求解于士英，为缉事者所荻，丹衷出为长沙知州。于是察处御史罗万爵希大铖指，上疏痛诋镳。而光禄卿祁逢吉，镳同邑人，见人辄詈镳，遂得为户部侍郎。亡何，左良玉称兵檄讨士英罪，言引用大铖，构陷镳、演祚，锻炼周内。士英、大铖益怒。大铖谓镳实召良玉兵，王乃赐镳、演祚自尽，钟弃市。　　（选自《明史列传一六二》）　　【注】　　①邸报：中国古代抄发皇帝谕旨、臣僚奏议和有关政治情报的抄本。　　②温纶：皇帝诏令的敬称。　　③锻炼：罗织罪名陷害人。

闲的视镜汪涌豪“闲”是古代文论主体范畴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由其所指称的主体的自我处置与安顿方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性趣味，既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看取世界的方式，也直接决定了他们表现世界的结果。所以在实际运用中，它不仅仅影响人的气性修养，还成就了作品的体调与风格。而这种气性修养与体调风格，因贴合着创作主体的自在个性和日常趣味，相对而言，比较能脱开政教的牵绊，直显艺术的本真。所以，对它的形成发展历史作深入的追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究明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某些特点。深入地看这种“闲”所指谓的处世态度和审物视界，可以发现，它有湛深的思想背景，儒道两家都曾为其提供过直接的精神资源。一般以为，儒家讲究德礼，注重修身，最是庄敬不过。其实，它并不排斥悠闲的处身方式，相反，对生活中许多快乐体验和才艺赏会都很在行，以为这种玩物适情，正可涵养人的德性。譬如孔子就尚“身心一如”“文质彬彬”，雅好以音乐怡情悦性，尝从人学琴，与人同歌，与弟子一起披春服而咏归，享受在大自然中的休憩乐趣。此外又“盛容饰”，当一个人燕居独处时，“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故《礼记》有《仲尼燕居》和《孔子闲居》，一者“善而不倦”，一者“倦而不亵”。儒家虽一人安居，仍恒慎其独。至若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在他们看来也都寓有至理，可博人旨趣，此孔子所以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正是持这样的人生态度，儒者即使人在陋巷，箪食瓢饮，也能做到不改其乐。道家于此，贡献尤巨。道家非“礼”崇“无”，最崇尚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说，儒家重视在社会秩序中安顿人群，道家则尤重在自然秩序中安顿自己，故论道过程中每常言及“闲”字。其代表人物如庄子，不但常用“闲”指称人的闲暇，如《庄子·知北游》篇之“今日晏闲，敢问至道”，《天地》篇之“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寓言》篇之“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等等，更用此来指称人由“身闲”而及“心闲”的精神性活动，如《天道》篇有“以此退居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知北篇》有“尝相与无为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刻意》篇有“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这种心闲以及对心闲的深切体认，显然包含有否定世俗功利和遵从个性自由的意思。至于他好讲逍遥游，也如唐人所说，“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由此“乘物以游心”，放眼六合之外，属意于无己、无功、无名，实际上都是为了达至他在《大宗师》中所说的“其心闲而无事”的高上境界。统合两家思想，可以看到，儒道对“闲”的论说虽分属各自的思想体系，一个隐居以求志，一个修德以就闲，内里却有着共通的气息相勾连。即它都不是发生在广庭与热场，也无关于名利与禄位，它更多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如周敦颐《思归旧隐》所谓，“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关乎的是个人在日常安处中的道德精进与精神修养，所以一个要进行“己有耻”的“慎独”，一个依赖“坐忘”“朝彻”而“见独”。至于其本质的落脚处，都不在形迹，而在精神。后世文人士大夫追求“闲心乐地”，讲究“闲处从容”，并“寝兴从闲逸，视听绝喧哗”，除了还受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样的养生理论，以及后世佛教与禅宗的影响外，大抵都不出此两家思想的范围。(选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有删改)

金史·完颜守贞传　　完颜守贞本名左靥，大定改元，除彰德军节度副使，迁北京留守。二十五年，起为西京警巡使。世宗爱其刚直，授中都左警巡使，迁大兴府治中。御史台奏守贞治有善状，世宗因谓侍臣曰：守贞勋臣子，又有材能，全胜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时上新即政，颇锐意于治，尝问汉宣帝综核名实之道，其施行之实果何如。守贞诵枢机周密，品式详备以对，上曰：行之，何始？守贞曰：在陛下厉精无倦耳。久之，进尚书左承。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罪己诏。守贞惶恐，表乞解职。乃出知东平府事。命参知政事夹谷衡谕之曰：东平素号雄藩，兼比年饥歉，正赖经画，仰其为肤往绥抚之。赐金币、厩马，以宠其行。它日，上问宰臣：守贞治东平如何？对曰：亦不劳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诚有余矣。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上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守贞奏进士中若赵讽、王庭药甚有时誉。上曰：出伦者难得耳。守贞曰：间世之才，自古所难。然国家培养久，则人材将自出矣。守贞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又喜推毂善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御使。五年，改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久之，迁知都府事。时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安抚，乃移知济南府。卒，上闻而悼之，谧曰肃。守贞刚直凡朝廷论议及上有所问皆传经以对上尝与泛论人材守贞乃迹其心术行 事臧否无少隐故为胥持国辈所忌竟以直罢 (《金史列传第十一》)

新唐书·董晋传　　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人。擢明经。肃宗幸彭原，上书行在，拜秘书省校书郎，待制翰林。　　大历中，李涵持节送崇徽公主于回纥，署晋判官。回纥恃有功，见使者倨，因问：岁市马而唐归我贿不足，何也？涵惧，未及对，数目晋，晋曰：我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者不已多乎尔之马岁五至而边有司数皮偿赀天子不忘尔劳敕吏无得问尔反用是望我邪诸戎以我之尔与也，莫敢确。尔父子宁，畜马蕃，非我则谁使！众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德宗立，出为华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晋弃华走行在。改国子祭酒，宣慰恒州。还至河中而李怀光反，晋说之曰：朱泚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虽宠公，亦无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怀光喜且泣，故怀光虽偃蹇，亦不助泚。　　帝还京师，改尚书左丞。是时，右丞元琇为宰相韩滉排笮①得罪，滉势振朝廷。晋见宰相，诵元琇非罪，士大夫壮其节。贞元五年，方窦参得君，裁可大事不关咨晋，晋循谨无所驳异。参欲以其侄申为吏部侍郎，讽晋以闻。帝怒曰：无乃参迫卿为之邪？帝问参过失，晋无敢隐，由是参罢宰相。晋惶恐，上疏固辞位。九年，罢为礼部尚书，以兵部尚书为东都留守。　　会宣武②，李万荣病且死，诏为宣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万荣死，邓惟恭总其军。晋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驺傔③从之，即日上道。至郑，逆者不至，人劝止以观便宜，晋不听，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谒。既入，即委以军政，无所改更，众服晋有体，莫测其谋。汴士素骄怙乱，尝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晋一罢之。惟恭乃结大将相里重晏等谋乱，晋觉之，杀其党，械送惟恭京师。晋在军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曰恭惠。　　[注]　　①排笮：排挤。　　②宣武：今开封。此时李万荣担任宣武节度使。　　③驺傔：骑马驾车的侍从差役。

新唐书·杨恭仁传　　杨恭仁，隋观王雄子也。仁寿中，累迁甘州刺史，临事不苛细，徼人安之。文帝谓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叛，诏率兵经略，与玄感战破陵，败之。遂与屈突通追获贼。炀帝召见曰：比闻与贼战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决如此，朕用自愧。苏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谓此邪。时威及宇文述、裴蕴、裴矩参掌选事，皆受赇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恶之，出为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贼。至谯郡为朱粲所败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书为化及守魏县元宝藏执送京师高祖素知之授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　　恭仁久乘边，习种落情伪，悉心绥慰。由葱岭以东，皆奉贡贽。就加纳言。突厥颉利率众数万猎其境，恭仁应机设拒，张疑屯虚帜示之，颉利惧而走。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讨。恭仁募趫荡，倍道进，贼不虞其来，遂克二城。纵所俘还之，众感悦，遂相与缚行威降。召拜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迁左卫大将军。武德末，拜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迁洛州都督。太宗劳谓曰：洛阳要重，朕子弟不为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　　恭仁性冲厚，以礼自闲卫，未尝与物忤，时人方汉石庆。既贵，不以势尚人，故誉望益重。病，乞骸骨，诏以特进归第。卒，赠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孝。　　（选自《新唐书杨恭仁传》）　　【注】汉石庆：汉武帝时期的承相。

宋史·朱震传　　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登政和进士第，仕州县以廉称。胡安国①一见大器之，荐于高宗，召为司勋员外郎，震称疾不至。会江西制置使赵鼎入为参知政事，上谘以当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学术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讲读，必有益于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问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学对。上说，擢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震因言：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招集流亡务农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 观衅而动，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劳，万全计也。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时郭千里除将作监丞，震言：千里侵夺民田，曾经按治，愿寝新命。从之。是时，虔州民为盗，天子以为忧，选良太守往慰抚之。将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扰，则百姓自安，虽诱之为盗，亦不为矣。愿诏新太守到官之日，条具本郡及属县官吏有贪墨无状者，一切罢去，听其自择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优加奖劝。上从其言。故事，当丧无享庙之礼。时徽宗未袱庙②，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③之祭。震因言：《礼记》云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为越绋④而行事，《春秋》书夏五月乙酉，吉，禘⑤于庄公，《公羊传》曰讥始不三年也。国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丧，既易月而除服。当时未行三年之丧，专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则非也。七年，震谢病丐祠，旋知礼部贡举，会疾卒。　　（节选自《宋史朱震传》）　　【注】　　①胡安国：北宋著名学者。　　②袱庙：安葬逝者之前，先在祖庙祭祀，并安放逝者的牌位。　　③明堂：古代举行朝会、祭祀等大典的场所。　　④越绋：指不受私丧的限制，举行祭祀天地社稷的典礼。　　⑤禘：一种祭祀大典。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说难·韩非子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 nn)：游说进言的困难。

《论语》可以作为一本文学书看，里面有故事，有对话，有文章，用种种形式表达思想。在以简、帛作书的时代里，书面语言不能不简短；这书又是传闻记录，往往残缺不全；又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自从汉代以来，孔门弟子所传手册《鲁论》《齐论》等编订成一书，最后又经政府颁布，成为识了字就要读的经书之一。一直到本世纪初废除八股科举，不用这书作考试题目来源以后的三四十年，《论语》仍旧是读书人最熟悉的。这样一部圣人之书是高高在上的经典，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应该是离得远了吧?事实并不是这样。不但书中有两千多年前的民俗，而且它成为家喻户晓的书，一直进入笑话、谜语，“雅俗共赏”了。教孩子读《论语》是从前私塾的普遍任务。因为书中充满了“子曰”，教书先生便被戏称为开“子曰铺”的。书中坚持的“三年之丧”守孝，成为历时两千多年的丧葬礼俗。书中有些话如“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欲罢不能”“割鸡焉用牛刀”等等，被引用于庄重的或不庄重的上下文里，所以许多不识字的也知道孔圣人的话而且心态相通。《论语》中称呼人，除用官名和谥号以外，单称“子”的都被认为是指孔子。称“子”加姓的除孔子外，有曾子，即曾参，有子，也称有若，两处提冉子，别处仍称冉有。此外，门人都称其“字”（号），如子路、子贡、子夏、子张及颜渊等。对有些人直呼其名而不加称呼，那是不受重视甚至受轻视的。这些不同称呼区别亲疏、尊卑、贵贱，正符合中国从上到下历来的习惯：不同称号表示不同关系，对方的不同地位，错不得。孔子、有子、曾子依据人的社会地位，把妇女和小人排除在外，构成一个关系网，排成一个符号系统。对每一个符号的要求算是那个符号的意义。符合要求就可以戴符号，否则不算，这就是“正名”。这系统中的层次是由低而高，由小而大，由家而国而天下。每层各单位都有尊卑上下，在上者高于其他任何个人。天子等于天下，君等于国，父等于家。同姓的家合成族。家族是一体，荣则俱荣，灭则同灭。全族是一个人，一个人是全族，这不是孔子发明的。秦对商鞅，楚国对伍子胥的父亲，都是灭族。以后还扩充到灭三族，灭九族，以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灭方孝孺的十族。最少的是灭满门，全家抄斩。上有罪，责在下。父有罪，打儿子。这是中国历代的民俗，不是谁创造的。理论解说是孔门的：全体大于局部，大小系统中的尊、主等于全体。上下必须分清。任何个人都要排入森严的上下尊卑秩序。这个上下尊卑的系统结构为的是防止犯上作乱。下服从上就是不乱，不乱就是治，是太平。这个结构的符号系统就是“道”。“天下变道亦不变”，指示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民俗心态。（摘编自金克木《轨内·轨外》）

教育公平不同于教育平等。教育平等是一种量的的特性，它是对教育状态的客观描述，它只是回答是否有差别或者是否有差距，但并不回答是“好”还是“坏”，。也不对“合理”还是“不合理”进行判断。教育公平是一种质的特性，是对教育状态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平等意味着“等量”、“一样”，但等量、一样未必就合理，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平。公平比平等有更丰富的含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是城乡教育公平。与教育公平的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相对应，城乡教育公平分为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城乡教育公平的三重含义要求进一步明确教育条件公平、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的实质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于制度刚性的不同要求。根据教育公平的三种含义，可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公平目标予以概括性的表述——城乡教育机会均等（起点一样）、教育条件一样、过程不同、结果都达到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性化发展。与此相应的各种教育制度在改革方向和重点上也有差异。城乡教育公平的不同含义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同刚性要求，对作为保障制度的办学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总体而言，要求办学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要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同类别的教育公平所要求的制度刚性和弹性的落实。具体而言。要求办学制度改革鼓励吸纳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鼓励城乡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以保障教育过程的差异性公平和学生培养制度的弹性，井减轻政府教育投入的刚性压力：要求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简政放权，给学校下放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鼓励学校自主发展、特色发展。鼓励学校探索多样化的课程内容、教育方法、培养模式，以保障教育过程的差异性公平和学生培养制度的弹性；同时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加强督导评价和问责，以保障教育条件、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公平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的统一性要求，保障教育投入制度、教育人事制度、入学招生制度的刚性。（节选自《新华文摘》2011年第7期）

手机成信息安全最大隐患手机正以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风行于世，进入社会每个家庭成员，而且政府组织、部门和军事机关也纷纷使用手机通话，其中的信息流量和质量大幅上升，手机间谍开始浮出水面。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冷战时期秘密建有一个名为“阶梯”的间谍网，它遍布全球的侦听站，可截获手机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此外，美国政府还利用“阶梯”获取了有关日本汽车废气排放标准的信息、法国于1993年参加关贸总协定时的商业秘密以及1997年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重要信息。此后，只要有重大的商业事件发生，“阶梯”总是以网络、手机为主要手段获得重要的信息，使美国的企业在与世界上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去年3月，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得力助手、“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阿布·祖巴耶达赫也是因为使用手机暴露了自己藏身之地而落网。9月中旬，“基地”组织的另一重要人物，本·拉登的代理人拉姆齐，在对“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72小时后，中央情报局通过他打出的卫星电话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将其逮捕。由此可见，使用手机通话易被窃听，那么不讲涉密内容或者不开机、待机也能泄密吗？当然可以，因为在待机状态，手机也要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换，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电磁频谱，人们很容易利用侦察监视技术发现、识别、监视和跟踪目标，并且能对目标进行定位，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手机在关机状态的泄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使用者关闭手机，持有特殊仪器的专家，仍可遥控打开手机的话筒，继续窃听话筒任何通话内容。另一种是在手机制造过程中就在芯片中植入接收和发送功能。因此，这种手机虽然没有开机，但只要有电池，手机上的接收装置就能将其有效范围内的语音信息接收到，并可随时发送出去。通过地球同步卫星上的中继站或周边附近盟国的中继站，将信息传递到本国或盟国的地面处理系统。因此，唯一的保密办法就是在必要时将手机的电池取出，彻底断绝手机的电源，不然就将手机放在远离谈话场所的地方，避免遭到窃听。目前，我国市场上的移动电话芯片基本上都是进口产品。据有关专家介绍，一些手机具有隐蔽通话功能，可以在不响铃、也没有任何显示的情况下由待机状态转变为通话状态，从而将周围的声音发射出去。所以，一些发达国家的情报部门、军方和重要政府部门，都禁止在办公场所使用移动电话，即使是关闭的手机也不允许带入。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千方百计地窃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情报，致使泄密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是触目惊心的，给党和国家及军队的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使用手机时，应严格遵守保密守则，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不该讲的事情坚决不能讲，自觉地保守秘密，杜绝一切泄密事故的发生。

网络写作与国家文化战略马 季目前，中国网民已接近4亿人口，在线阅读人群和宽带拥有量均占世界第一位。2004年博客出现之后，网络写作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内容，在网上发表过作品的人数无法确切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文学网站签约作者的人数已突破百万，约5000万读者通过网络、手机和手持阅读器阅读文学作品。值得重视的是，民众对文学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影视及其他艺术门类，其广泛性超越上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这一现象说明，网络写作的影响力已经由文学而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毫无疑问，调整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正摆在我们面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文化格局悄悄发生了变化，各具特色的东亚三国崭露头角，日本动漫产业全球领先，韩国电脑游戏迅速崛起，中国以举世无双的网络文学震惊世人。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都及时抓住了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尤其是日本，2003年销往美国的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4倍。日本政府抓住这一机遇开展“漫画外交”，不仅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来培养，在政策、资金和组织上都给予极大帮助。这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现象。当然，网络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的发展尚未进入产业化的高峰时期，也正因此，需要我们对它的未来做一个远景规划。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精神，那么，网络写作到底在哪些方面体现出这一全民文化新姿态的呢？互联网在传统的文学艺术与真实的世界之间构建起一个仿真的世界，它既大大地满足了人们企图通过想象扩展自己现实世界的欲望，又以其比传统传媒艺术更加可感的特性，满足了人们潜意识中“梦想成真”的意愿。这无疑是时代特征的最新体现。而网络小说创作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历史架空类、玄幻科幻类、都市青春类、官场职场类、游戏竞技类、灵异惊悚类、新军事类和新武侠类等。事实上，网络类型小说作为一股新的文学力量，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将有可能以“转换表达方式”推动文学表现形式创新机制的产生，进而丰富当代中国文学谱系。由于网络写作者的身份千差万别，因而实现了真正的多样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写作与以往的体制外写作，在书写方式和人群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依靠网络写作生存的网络职业写作者队伍已经超过了各地作协的专业作家队伍。网络写作的速度和产量是惊人的，写作者依靠文学网站的运作，获得不菲的收入，无论怎么讲，这都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百万业余写作者不断耕耘、相互切磋，在传播文化和推进时代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能量。网络写作实现了文学的多元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辉煌的中国诗歌逐渐退出了文学的中心舞台，对于一个诗歌大国来讲，这或多或少让人惋惜和感叹。然而，网络诗歌的发展扭转了这一局面。据调查，相对于其他网络写作，网络诗歌的写作人群分布最广、年龄差距最大、作者数量最多，网络上每年产生大约20万首诗歌作品，诗歌网站、论坛和博客超过1万家，每年的出版物有近百种。在国学热的推动下，网络古体诗词写作也出现全新局面，其发展态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网络作品目前已经成为新兴文化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就目前来看，网络文学在线阅读的收费模式已经初步建成，作品的影视、舞台剧改编和游戏改编方兴未艾。由于网络文学的版权维护未能有效解决，流失比较严重，影响了产业的有序发展，具有百亿规模的行业目前每年产值只有1亿5千万，可见其潜能巨大。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1日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脁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炫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摘编自卢长怀《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休闲思想探析》）

(一)曾几何时，电影和评论界有过一段美好的蜜月期。无论张艺谋、陈凯歌的成功，还是类型片的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兴衰，其背后评论家功不可没。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984年，陷入困境的西影厂，接受了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提出的拍摄中国西部片的主张，不仅催生了《双旗镇刀客》、《黄土地》、《老井》等一批优秀电影，还引发了至今不衰的中式西部片浪潮。然而好日子总是结束得太快，借助新媒体迅速崛起，网民替代专业评论家把持了批评的话语权。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仲年说“如今的导演和制片人对来自专家的观点大多置之不理，对网络的批评却非常重视，积极给予回应”，而一些知名的网络影评人甚至会受到制片商的合作邀请。原因是：在网络上出没的，才是电影消费的庞大主力。话语权旁落的另一个证明，是影视评论在传统媒体上的式微。有专业人士称，台湾传统媒体已经没有了严肃电影评论的生存空间；而在内地，知识分子也开始向着网络退守，有人统计：如今最著名的二三十位专业影评人都开通了微博。但网络也不能让知识分子收复失地。“镜头、机位、用光……对于这些专业的评论，估计观众当中80%都是不要看的。”上海大学教授蓝凡如此评价。同时失去导演、制片人和观众的注意力，本该最具引导性和批判性的严肃的电影评论便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二)及时、广泛、感性——这些固然是被称为“草根”的网络评论得以蓬勃生长的原因，但实际中国电影产业模式的变迁，或者说资本的强势出现，也是网络影评力量崛起的重要推手。业内人士称：以前的电影投资主要用在制作方面，但现在一部影片差不多要把一半成本花在营销上。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网络。一些国产大片在网络上最风光的时候不是上映后，而是在免费点映和正式公映之间。那时网上会冒出很多影评，好评恶评并不重要，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说：“只要把电影变为公共讨论事件，不管好坏都会有人看，资本就成功了。”当网络评论汇成一股大河向着资本最希望看到的票房终点汹涌而去时，网络影评便成了电影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落入资本的圈套，沦为资本的共谋。“所谓众声喧哗，实际上成了网络营销的一种策略，大大削弱了影评应该具有的独立品格。”权威人士如此表示。与这句评判形成呼应的，则是网络上那些屡屡出现的“楼主难道是枪手”的质疑。(三)实际上，即便保持了独立的品格，如今的影评也正在失去左右电影发展的力量。随着电影的上映周期越来越短，为了在密密麻麻的排片表之间发出声音，无论是专业还是网络，评论都在向着新闻化、时效化和集中化转变；而等到观众回过神来看到一些有思考有深度的评论时，制片方已经在为电影大卖开庆功会了。看看票房破百亿的大小影片，有多少恶评汹涌却照样气势滔天的？当叫好和叫座之间越来越背道而驰，当拍一部好电影成了太需要勇气的一件事，票房就像饥饿的胃一样把影评的力量吞噬。无论那些独立、公正的专业或非专业的影评人如何不情愿，如何努力改变，目前网络上的一句话影评和一个真真假假的评分或许才是观众们最常看的电影评论，因为这无关学术，不太深奥，只是在说好看不好看。然而，当中国电影市场在资本化和产业化浪潮中，只剩下资本方与被票房愚弄的观众相对枯坐时，还有人会在乎评论吗？(选自2011－01－26《文汇报·批评怎成了批评者的独唱秀？》，有删改)

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在20世纪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文艺主潮，当然不乏积极意义。同时也必须看到，虽然现代、后现代主义以反叛现实主义“起家”，但在根本上，并未完全挣脱现实主义这一重要创作原则。现实主义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分歧之一，以及基于这种分歧所产生的创作实践上的分野，首先表现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内容与形式是构成文艺作品的两个核心要素。19世纪以前，尤其是在现实主义那里，内容居于主导地位，“内容论”是文艺史的主流。在现代、后现代主义出现以后，形式获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乎所有的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都有一种“形式主义”偏嗜症。他们对“怎样写”的关注和探索冲动，远超过对“写什么”的热情。纵观文学史，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每次形式创新，最后之所以被认可并得以保留，无一不是因为这种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是指这种形式所蕴含的内容寓意。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仅仅是因为形式本身的华丽或奇特而被归入经典之列。如《等待戈多》，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完整清晰的故事，也没有紧张的冲突和丰满典型的人物。贝克特之所以采用这种古怪的艺术形式，就是因为它巧妙地呼应了作品的主题，表现了现代人孤独绝望、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特们”与现实主义大师殊途同归，共同抵达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终点。可见，现代、后现代主义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开创的种种花样翻新的形式，最终达到和收获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目的和结果。现代、后现代主义开创的象征、隐喻、意识流等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相比，有它利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一面。这些新的技法，真正形成的效果，不是背离现实，而是更加全面、生动、有冲击力地反映现实。与现实主义瞩目于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不同，现代主义往往着眼于人的主观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一种主观情绪、心理体验，都绝非凭空而至，实质乃是客观现实的派生物和折射品。从创作意图来看，所有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其创作的主观目的，绝不止于为表现而表现、为心理而心理，最终指向无一不是社会现实。同样，后现代主义对现存秩序、权威、中心的解构，说到底，本身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表达。无论它的内容有多荒诞，形式有多离奇，其逻辑起点和根本归依仍在现实，仍在生活。列宁曾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作品称为镜子，那么，后现代主义也是一面镜子，只不过它们不是现实主义那样的平面镜，而是哈哈镜或凹凸镜，将真实的现实镜像通过扭曲、变形，夸张地呈现出来，达到另外一种艺术效果。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理路，仍然是一定程度地围绕现实、观照现实、介入现实，只不过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调整了观照点和切入点。（选自《人民日报》2012年02月21日24 版，有删改）

中国经济遭遇新“瓶颈”，世纪之初，我国经济的前进步伐如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其近日完成的一份最新报告中认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将有可能出现增速回升，已经连续多年的增速下滑趋势将得到遏制。在乐观预测的同时，报告也指出，这种止跌回升仍将受多种因素影响。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国内科技进步能力尚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造成产业升级缓慢，就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我国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素质偏低，既影响了需求结构的升级，也影响了供给质量的提高；此外，与工业化发展相比，城市化发展相当滞后，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因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与农民增收。城市化发展滞后也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以上问题均为快速发展遭遇的新的制约“瓶颈”，只有尽快打破，才能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报告据此提出，必须加大对外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和研究，以及开发力度，并建议国家新增财政支出要大幅度增加科研开发投入，争取“十五”计划末达到GDP的1.5%；国企改革则着重抓好提高国企创新能力工作，同时，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以产业化教育加速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此外，必须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及解决农民增收等问题。

唐代统治者将西域视为应对突厥和吐蕃威胁的战略侧翼，采取了意义深远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实行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实边策略，改变了南北朝以来的对立局面。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向心力和民族认同的凝聚力，有效保持了西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大唐文明辐射欧亚，成就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西域的一段经典时期。张骞通西域后，随着大批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也随之在西域传播开来，作为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也传入西域。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深深影响了统一后的西域。儒学文化日渐成为西域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礼仪的操守。儒家经典思想被正式纳入西域子弟参加朝廷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许多吐鲁番文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会普遍传播的事实和对西域民众的影响程度。正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西域社会的广泛传播，铁勒首领、名将契必何力虽为一介武夫，亦可随口诵出“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佳句。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步嵌入到西域各宗教之间。唐代是西域宗教史上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萨满教、佛教、袄教、景教、道教等宗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多宗教并存格局。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植入到各个教派之中。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而回鹘文摩尼教经典中亦有《释迦四门观》和《阿难达法问》的佛经内容。在西域，孝也成为儒、释、道等文化内涵中的根本内容。唐代文化认同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域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中原文化，使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的文化实边政策被唐代西域社会普遍接受。在这种民族融合和天下一家的氛围中，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成为唐朝重要的治边之策。这种民族一体与文化融合的思想成为唐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华夷一家”的思想在玄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唐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发展程度。各民族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成为包括西域在内的各民族的“可汗”，中华一统的局面由此达到新的高度，影响深远。文化认同与唐朝治理西藏的正确策略，共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同存共生的良好局面。大量中原民众、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民族杂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仅在战略上使“西北边患，荡然一清”，而且西域由汉代以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区域，成为大唐文化向中亚的自然延伸的地域。

为配合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嫩江县库区内的余留遗存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其中铁古拉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为研究嫩江流域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等增添了新的实物材料。铁古拉遗址位于嫩江县临江乡铁古拉村东北，嫩江中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西距嫩江约1公里。遗址所在位置是一开阔台地南坡的中部，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海拔高程约215米。在遗址的东南边缘是动迁后的铁古拉新村址。此次发现的遗物有200余件，包括地表暴露采集的遗物，共计近1000件。以陶器和石器占大宗，其次有骨器（包括角、牙制品）、铁器、铜器及其他制品等。陶器以生活用容器为主，皆为夹砂陶，由于火候不匀，呈灰褐色、黑褐色，素面为主，仅个别器物的口沿部位贴一周凸弦纹。均为平底器。器类组合有罐、钵、杯、盅等，此外还有两端粗、中部细的圆柱状支座，少量的小扁桥状耳。陶器均为手制，许多陶片上发现有0.3-0.5厘米大小的小圆孔，系自外向内穿透。这类小孔应是当时使用过程中器物发生裂变，后钻孔锔合修补所致。其他的还有纺轮、珠等生产工具。石器多为压制而成的“细石器”，少量为打制和磨制。细石器石料主要以燧石、石英、石髓、玛瑙等为原料。细石器种类多样，主要类型有镞、锥、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核、石片、石叶等，每一类又有多种不同式样的划分。其中以镞的数量为最多，有等腰凹底的镞、等腰平底的镞、等腰凸底的镞等。从石器的特征和类型看，细石器的制作加工相当成熟，表现了较为高超的石器工艺技术，如石器的切割加工技术已相当精湛。打制和磨制的石器有砍砸器、石铲、石刀、穿孔器、石球、磨石、磨盘等。骨（角、牙）器主要是利用动物的骨骼和角、牙等加工而成的工具，有镞、锥、匕、鸣镝、簪、纺轮等。有一种多孔骨片较有特点，即利用动物的骨骼劈裂成一薄的条形片状，其上钻有数个不等的圆孔，圆孔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和顺序。这种多孔骨片，有单个的，有2个为一组出土的。铜器数量少，主要为圆形泡（扣）、齿状条形扣、小刀、镞、多空环状饰、圆形环等。铁器发现数件，有鱼钩、小刀、锥等。其他类的有玛瑙和蛋白石等质地的珠、管饰件及蚌饰等。铁古拉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较为单一的遗址，其陶器群有着明显的自身特色。大量的“细石器”的发现，表现了其文化显著的地域因素特征。从较多的骨器、青铜制品，尤其是少量铁器的发现，表明该文化的绝对年代已进入铁器时代初期阶段（在时间上）大约处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汉时期。铁古拉遗址揭露的分布密集的灰坑等遗迹，表明这里是一处人类居住过的季节性的临时性的营地。（节选自2004年《新华文摘》）

2009年2月11日，美国铱卫星公司的一枚商用通信卫星“铱33”，与俄罗斯一枚已经报废的军用卫星“宇宙2251”在西伯利亚上空相撞，这是太空开发史上首次完整的在轨卫星相撞事件。美国专家估计，卫星相撞将会产生至少数千个太空碎片，这些碎片撞到国际太空站的风险不大，但可能会影响同一轨道上的各国通讯和气象卫星，引发连环撞击事故，具有20年历史的哈勃望远镜也岌岌可危。负责研究轨道残骸的专家马特尼说，俄罗斯卫星首先失去控制，脱离原先轨道，以每小时4万公里的速度，几乎90度垂直击中“铱33”卫星，破坏力堪比1吨TNT炸药。美国太空总署（NASA）已监测到500至600个碎片，这些碎片分成两团碎片云，有些只有10厘米大小，可能在太空存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此前，太空轨道上已有约1.8万件太空碎片。美国太空总署（NASA）强调，撞击事件发生在西伯利亚上空约790公里处，而国际太空站的轨道距地面354公里左右，故事件对太空站和3名航天员威胁“很小”，比起国际太空站和大多数卫星，哈勃太空望远镜受到的威胁可能更大一些，因为哈勃望远镜自身没有驱动设备，无法调整轨道躲避太空中的“明枪暗箭”。俄罗斯航天专家说，俄美卫星相撞产生的碎片，可能波及苏联时期携带核反应堆的老化卫星，从而可能导致太空中产生放射性碎片带。这位专家介绍说，这些卫星属于退役老化的海洋监视卫星，上面装有核反应堆，提供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成本相对低的能源。前不久，哈勃太空望远镜上的数据处理系统出现严重故障，无法正常存储观测数据并传回地球。美国宇航局打开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数据处理设备的一个备用系统，将对一个备件进行测试，并带上太空，但因2月11日的卫星相撞事件，给准备前去维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航天飞机制造了很多安全隐患，这项任务有可能会无法如期进行。太空如此之大，卫星在轨道上运行时通常都难觅其他卫星的踪影，为什么两颗卫星还会撞在一起？有专家解释说，卫星的轨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来自稀薄的大气层，也有的来自地球的不规则性。“如果地球是个完整规则的球体，轨道不会发生变化，可是地球恰好是一个不规则的椭球，这样，卫星受到的引力不是简单的线性，而是会发生变化的。虽然变化缓慢，但是时间一长，变化积累的结果就是大大偏离原有轨道。”专家称，虽然人类已经发射了6000多个航天器，但是在浩瀚的太空中，两颗卫星相遇纯属“小概率事件”，并不能因此得出“因为卫星过多导致相撞”的结论。不过，有关专家称，只要有关方面密切监测碎片的方向和轨迹，采取措施，实施变轨机动，还是可以躲开碎片的。

手机病毒据美国《今日首席技术官》网站报道，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一家手机店里发现了两部被“卡比尔”病毒感染的手机。经芬兰一家信息技术安全公司验证，这两部手机分别感染上了“卡比尔”H型和I型病毒。但专家们至今还不清楚它们是如何被感染的。“卡比尔”病毒能通过手机的蓝牙设备向其他手机发送被感染的文件，形成扩散。病毒发作时，手机屏幕上会显示“Caribe-VZ/29a”字样。它最早于2004年6月在菲律宾被发现，迄今已演变出15个亚型，目前已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美国《连线》杂志援引信息安全专家的分析说，“卡比尔”病毒的早期亚型只能让手机快速耗尽电池，也只感染诺基亚60型系列手机的操作系统，但新出现的亚型已经能感染三种不同的手机操作系统，并能破坏手机存储的文件和操纵手机拨打常用电话号码。手机病毒是一种以手机为攻击目标的电脑病毒。它以手机为感染对象，以手机网络和计算机网络为平台，通过病毒短信等形式，对手机进行攻击，从而造成手机异常。世界首例手机病毒“VBS.Timofonica”，2000年6月发现于西班牙。该病毒会通过运营商的移动系统向系统内任意用户发送辱骂短信。总的来说，手机病毒通过三种途径进行攻击造成危害。一是攻击手机本身，影响其正常服务。二是通过信息传播感染其他手机，对主机造成破坏。“卡比尔”病毒就属于这种类型。三是攻击和控制“网关”（网络与网络间的联系纽带），向手机发送垃圾信息，致使网络运行瘫痪。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手机遭受病毒攻击的程度还难以被比较准确地量化，但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零星报道。金山反病毒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4年，国内针对手机的破坏程序和病毒增加了2.5倍。具备上网功能的智能手机增多，给黑客传播手机病毒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渠道。美国加特纳公司分析家帕斯卡托里预测，到2006年，手机病毒问题的严重程度将与今天的传统电脑病毒问题相当。研究人员曾在实验室中进行过模拟，以评估手机病毒可能造成的危害。实验显示，通过手机号码簿发信息，可以使病毒大批量复制。病毒有可能使未经授权的用户获取手机密码或访问存储在手机中的重要数据信息。黑客还可能利用病毒实现对手机的操纵，任意拨打电话或发送虚假及有害信息。此外，病毒还有可能删除手机中的全部内容或将每次通话都进行录音。因此，专家认为，手机病毒在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危害将超过传统电脑病毒。目前，还很少有手机具备防病毒功能。对于普通手机用户来说，只能防毒，还无法对手机杀毒。据报道，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已经推出了更安全的新版操作系统。微软公司正在提高手机操作系统的安全性。还有公司在加紧开发手机反病毒软件。应当看到，与传统的电脑病毒一样，手机病毒是“可防、可控、可治”的。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中，人类在与传统电脑病毒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把手机病毒的危害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以预见，手机病毒在客观上将促使业内相关技术更加完善，催生抗手机病毒的新产业，也将使得相关的管理手段和理念更加先进。(选自2005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木版年画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版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木版年画的雏形有辟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是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资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板，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一定时间、一定地区所有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的总称。它是由地球上生命以其环境相互作用并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变进化而形成的，是地表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构成成分之一。生物多样性与其物理环境相结合而共同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美化和稳定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样性在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等方面对人类的生存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难以估量。因此，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签署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物多样性公约》。这是一项全球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宣言，目的是为了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了生物多样性的固有价值，尽最大可能维持、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在地球上分布很不均匀，这主要是由水热条件的差异、地形的复杂性和地理隔离程度造成的。许多热带岛屿和其他一些陆地地区全年高温多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境内地表复杂，使得这里生存的生物种类最多。自从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由于各种自然原因，难以计数的生物已经灭绝，现存的500—1000万种生物仅是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几十亿种中的少数幸存者。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被破坏，由此造成的遗传多样性的损失是不可逆的，也是不可弥补的。这不只是直接减少了人类可利用的生物资源，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一般认为，一种生物物种的灭绝，将给以其为生存条件的其他10—30种生物的生存带来威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基础，生物等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生物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保护不力等原因，生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采取有利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隔壁的父亲周海亮给父亲开门时，我正接着电话。电话是朋友打来的，约我中午小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很大的纸箱，耳朵旁还夹着手机叽里呱啦地回着话。父亲寻一双最旧的拖鞋换上。问我，要出去？我说朋友约我吃午饭，不过不着急。打开纸箱，里面塞满烙得金黄的发面烧饼。这才想起，又到了七月七。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七月七，烙花吃。花，即发面烧饼。以前在老家，每逢这一天，心灵手巧的母亲都会烙出满锅金灿灿香喷喷的烧饼。我搬进城里住以后，母亲便会将烙烧饼的时间提前几天，然后打发父亲将烧饼送到城里。老家距城里不过两小时车程，但是，我似乎总也没有回家的时间。和父亲喝了一会儿茶，手机再次响起。我跟父亲说，要不一起去吧？父亲一脸惊慌，说，那怎么行？我一个乡下人，怎好跟你文化圈的朋友吃饭？我说，那有什么？正好把你介绍给他们。父亲一听，更慌了，说，不去不去，那样不仅我会拘束，你的朋友们也会拘束。我说，难道你来一趟，连顿饭也不吃？父亲说，没事没事，回乡下吃，赶趟儿。我说，干脆这样，我下厨，咱俩在家里做点吃的算了，我这就打电话跟他们说。父亲急忙阻拦我，说，做人得讲诚信，答应人家的事情，失约多不礼貌。你去吃饭，我正好回乡下——乡下好多事呢。我说，你如果不去，我也不去了。当爹的进城给儿子送烧饼，儿子却没管饭，等我回村，别人还不戳我背骂我？再说，我早就想跟你一起吃顿饭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与父亲达成协议：偷偷在那家酒店另开一个只属于我和父亲的小包间。这样，我就既能够不驳朋友面子，又能陪父亲吃一顿饭了。父亲勉强同意，路上还一个劲儿嘱咐我别点菜，就要两盘水饺，一人一盘，聊聊天，多好。到了酒店，小包间正好被安排在朋友义不容辞的大包间的隔壁。我没敢惊动朋友，悄悄帮父亲点好菜，又对父亲说，等菜上来，你慢点吃，我去那边稍坐片刻，马上回。父亲说，那你快点儿！还有，千万别说我在隔壁啊！我笑了。父亲像刚刚进城时的我一样，拘谨。做东的朋友一连敬酒三杯，嘴里滔滔不绝。我念着隔壁的父亲，心里有些着急，说，要不我先敬大伙儿一杯酒吧，敬完我得失陪一会儿，有点事。朋友说，还没轮到你呢！我急了，说，我爹在隔壁。满桌人全愣了。我说，今天我爹进城给我送烧饼，我把他硬拉过来。让他过来坐，他死活不肯。现在他一个人在隔壁，我想过去陪他一会儿。朋友们长吁短叹，说，你爹白养你这个儿子了——你这算什么？在隔壁弄个单号？还愣着干什么？快请他过来啊！我说，他肯定不会过来。如果你们不想让他拘束让他难堪，就千万不要拉他过来。朋友说，那我们现在过去敬杯酒，这不过分吧？我拗不过他们。朋友们全体离席，奔赴隔壁。推开门，我愣住了，房间里只剩一个埋头拖地的服务员。我问，刚才那位老人呢？服务员说，早走啦！你点的菜，也都被他退啦！不过，他打包带走一盘水饺，说想让乡下的老伴尝尝城里的水饺。我们沉默良久，不知该说什么……（选自《小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

①整个来说，《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必稍加穿凿，致失其真。”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由“石头”所做，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②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上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③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或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中显出恍恍惚惚的朦胧。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 ④荒诞、幻化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荒诞性与梦幻性就应运而生了。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荒诞化、幻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说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阅读与欣赏即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　　⑤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介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隐私，涉嫌造舆论，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反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节选自王蒙的《红楼梦》启示录)

空难“见证人”——黑匣子①空难事故发生后，飞机往往解体，甚至被烈火烧毁。人们到现场救援的时候，总是会寻找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对了，这就是被誉为空难“见证人”的黑匣子。它可以给调查人员提供证据，帮组他们了解事故的真相。②实际上，黑匣子并不是黑色的，而是色调较亮的“国际橘”。这种明亮显眼的颜色，以及记录仪外部的反射条带，使事故调查员在飞机失事后很快找到它。③媒体很喜欢用“黑匣子”这个名称，但大多数专业人士不这样叫。航空专家通常把黑匣子叫作电子飞行数据记录仪。④黑匣 子由两个设备构成：飞行数据记录仪和舱声录音器。它们在任何一架商业飞机或喷气式飞机上都是必备的。黑匣子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这样在飞机失事时，它们才更容易被保存下来。数据记录仪记录飞行速度、高度、垂直加速度和燃油流量等数据。舱声录音器记录驾驶舱内的各种声音，包括通话声、发动机声、爆炸声等。黑匣子记录的飞行数据、驾驶舱的各种声音能帮助人们分析事故原因。⑤黑匣子是由澳大利亚人戴维·沃伦博士发明的。戴维·沃伦博士的父亲死于1934年的巴斯海峡飞机失事，当时戴维只有9岁。20世纪50年代初，沃伦博士萌生了一个念头：制作一个能记录飞行数据和驾驶室对话的装置，用于帮助分析人士了解飞机失事原因。他为墨尔本航空研究中心写了一篇名为《帮助飞机失事调查的设备》的备忘录，并于1956年发明了名为“ARL飞行记忆装置”的飞行记录仪。直到5年后，他的发明才得到广泛关注，该设备最终在英国和美国投产。⑥黑匣子装有水下定位信标，一旦其感应器接触到水，就开始发射脉冲信号，每秒发射一次，共发射30天，然后会因电池电量耗尽而停止发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给搜寻带来巨大困难。法航447航班失事坠入大西洋后，搜索人员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并打捞起黑匣子。⑦黑匣子通常由钛或不锈钢包裹两层，而且能经受恶劣的环境条件。包含记忆板的关键部分可承受带有钢钉的227公斤的物体从3米的高度砸到它上面。研究人员尝试在1100摄氏度的火中摧毁它，把它放进有压力的盐水罐中或浸入航空燃料中，但黑匣子都安然无恙，所以黑匣子实际上是无法毁灭的。但黑匣子的功能并不像你的手机那样强大。马航MH370事件之后，专家表示，可能是时候为搜集航空数据的手段升级了。当前飞机上的数据记录仪不能与外界进行实时沟通，还没有从大型飞机上传输大量数据的能力。（选自《读者》2014年第10期，有删改）

从乐器的角度看，一把好的琵琶，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关键是，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就像问上等巧克力的味道，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回答不上来，可以间接、侧面回答，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道出了琵琶在发音上的两个重要特点：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和玉的美学品质。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珠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琵琶”的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字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把“尖、堂、松、脆、爆”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已找到可阻止癌细胞扩散的蛋白质科技日报特拉维夫7月3日电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今天宣称，该校农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一项旨在提高水果质量的研究实验中，意外发现了一种可以有效阻止动物和人类癌细胞扩散的蛋白质，为研制无任何副作用的抗癌药物开辟了新的途径。希伯来大学农学院的欧代德•寿赛约夫教授等研究人员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基于对一种名为肌动蛋白结合体（actibind）来改进水果质量的研究。在生物和食品技术的应用领域，会经常使用肌动蛋白结合体，它产生于黑曲霉。在植物中，肌动蛋白结合体约束着肌动蛋白的活动，而后者是植物细胞内部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肌动蛋白结合体还干扰着植物的花粉管，阻止细胞成长。研究人员在研究肌动蛋白结合体与改良桃和油桃品种关系的实验中发现，肌动蛋白结合体也能约束人体和动物移动细胞（如肿瘤中负责新血管形成的细胞等）中的肌动蛋白。通过阻止肿瘤的血液供应，英才肌动蛋白结合体可以终结恶性肿瘤细胞通过血液进行转移的能力。研究还发现，肌动蛋白结合体对正常细胞没有毒害，因此，极大地排除了出现副作用的风险。研究人员通过对提取获得的人类结肠癌、乳腺癌和黑素瘤等细胞进行试验发现，如果增加肌动蛋白结合体的水平，就能够降低这些癌细胞形成肿瘤组织的能力。通过进一步的动物试验发现，肌动蛋白结合体的增加，能够制约因结肠癌细胞产生的肿瘤生长、转移和血管的形成。在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时，科学家在6号染色体上发现了像肌动蛋白结合体一样，位于被编码为RNaseT2的基因上的人类蛋白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基因工程方法制造的RNaseT2蛋白质，具有非常明显的抗癌作用。研究人员说，对真菌肌动蛋白结合体和人类RNaseT2的研究，为一线抗癌新药的研制打下了基础。这一成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和商业界的极大关注。

文化的长度不能产生高度，文化的高度却能拓展宽度。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立国史，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观衡量，可谓典型的“没文化”。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以技术和产品为形态的美国文化光斑，在世界上到处闪烁，这是文化的高度拓出的宽度。　　在殖民时代已经远去的今天，文化以非武力方式实现其辐射与覆盖，或者叫文化输出，可以理解为“文化侵略”，也可以理解为先进文化对其他国家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积极影响。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有些人仍然不知忧患，自我感觉甚好。有段时间，自鸦片战争后一直作为变革图强反动力量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名义，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异常活跃，仿佛“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自主知识产权就在里面，足以解决钓鱼岛等问题。“弘扬传统文化”活动铺天盖地，“论坛”、“讲坛”、“大讲堂”，图书报刊“牛皮癣”，只要是“传统”都在大力弘扬之列。在科学技术主导世界的今天，用不能孕育现代科学技术因而和自主知识产权很难沾边的所谓“传统文化”影响和浸润国民的精神世界，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妨回头看看其效果：偃旗息鼓没几年的“大师”们又纷纷出山，慧眼看风水、芒硝治百病，治死了不少人，有关部门查究起来难度还很大。奢靡之风盛行，豪宴豪宅豪车豪金,《诗经》里的官仓鼠穿越千年，由“硕鼠”迅速长成“老虎”，国家周边闪着虎视眈眈的绿眼睛。　　不加定语限制的“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矛盾集合体，内含积极和消极两种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积累下来的两种力量的总和，糟粕与精华一体共生。应该大力弘扬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引领和推动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而不是全部。如果“传统文化”等于“优秀文化”或“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就不会有一部让人不忍卒读的近代史了，中国人民早就站起来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的态度依然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最高原则和唯一正确方法。以所处时代为前提，文化的强弱标志是它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的高度。我们的传统文化长度足够骄人，但是把长度当成高度，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心眼有问题。聂鲁达用诗歌为他“瘦长的祖国”忧虑，我们有一脉瘦长的传统文化，如果真爱它，最好用忧患和创造去爱，给它捉虫子浇汗水，让它粗壮高大起来，开出自主知识产权的花朵，强大美丽自己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送去芳香。河伯没见到海之前，以为自己是世上最大的水是可以理解的，见了海还觉得自己最大，那就不好办了。河伯不这样，河伯见到海立刻知道了自己是谁，“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华民族，1840年才真正见到“海”，付出了那么大代价。民族复兴，需要警惕的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老毛病：盲目自大、麻木不仁以及有了半亩地之后的沾沾自喜。（朱建信《文化的高度才是力量》 《齐鲁晚报》2014.4.30 有删改）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应该说，诸多文化复兴的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成人开卷，也可受益。但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提出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被滥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节选自王东杰《文化复兴，“复兴”何事？》）

网络文化乱象治理该下猛药了近几年来，文化乱象日益严重。其中，网络文化中的垃圾是最为恶劣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最为严重的，给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相当的危害，特别是对成千上万青少年的毒害，如果再不采取及时措施，必然对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形成釜底抽薪的危机，着实不能掉以轻心了。历史早已证明，文化混乱即会导致思想混乱，思想混乱定将引发行为混乱。去年一年之中，不良网络文化乱象所带来的思想、行为乱象真是惊人的不可思议：青少年因为网瘾而辍学、退学、离家出走、暴力犯罪甚至自残自杀；有些孩子为了上网玩游戏而不惜欺骗、打骂以至伤害、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有父母竟然由于网瘾问题而亲手残杀甚至肢解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已经不只是孩子们受影响了，不少成人也因为网瘾、网恋、网婚、网上同居、网络赌博等造成种种家庭悲剧、甚至犯罪；还有行政领导干部、公务员在上班时沉迷网络游戏或网上聊天而被处罚或开除公职的。另一种普遍的网络文化乱象，就是不少网民可以在网上毫无顾忌地胡言乱语、肆意污蔑、恶性侮辱、破口漫骂。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监管约束，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更糟糕的是，有些已经形成群体性的乱象，相互鼓噪。加上网络的便捷性、互动性、隐蔽性及无处不在的广泛性，如果这样的恶性群体在网上膨胀发展的话，将来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难以估计，切切不可低估。有人打着发展网络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扭曲网络的健康发展方向，一步步地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充填自己的荷包。电脑、网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把人类带进了信息时代。但是，现在的网络被严重地娱乐化、游戏化、低俗化，网络从高科技的工具退化为使人们玩物丧志并进而危害社会的玩具。不良的网络信息和不健康的网络游戏泛滥成灾，大量网民上网主要是受这些迷乱网络文化的影响。这种网络文化现象是不正常的失衡表现，它所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早已令人痛苦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不正常文化现象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又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于重视经济、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切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在这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文化--拜金文化，或可称之为金钱文化。在这样文化的熏陶下，就会产生相应的思想观念--以钱为本，把“一切向前看”蜕变为 “一切向钱看”。这样以钱为本的指导思想，必然会把不少人引向歧途。社会文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引导人民向上，向前，是帮助人民提升素质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娱乐是文化的部分职责，但决不能是文化主流或发展方向。要指出的是，娱乐文化的主要目的也应该是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娱乐文化的恶性泛滥会成为社会精神毒品，会给个人、家庭、国家带来危害，甚至毁灭。（摘自《回顾与展望--全社会都来关注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删改）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是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镜》）

经学文本的演变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也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演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由此完成了经注的统一。高宗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后，遂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其后，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与《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称《九经正义》。唐代明经科，以《九经》取士，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之别；至唐文宗太和年间，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增加的《论语》、《孝经》和《尔雅》，均成为了教科书。唐代学者整理的经学文本，是对汉代以来经学的一次大总结。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如此评析：“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也有学者认为，“正义”对经、注起了详解作用，有益于普及文化教育，但士人多以读经为敲门砖，并不以学术论争为意，从而造成了经典注疏的停滞。北宋庆历以后，疑古之风始兴，不信前人注疏，务出新义。熙宁间，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以《周礼》取士，并未将《春秋》列于学官。当时规定：“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其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春秋》大义难知，不利“经术造士”；《春秋》经传言灾异，不利变法；依《春秋》大义治狱，与王安石以法治罪相冲突。王安石自撰《三经新义》，颁行学校，作为士子惟一“经术”和科举考试标准。实际上，这是新党集体思想的结晶。“过分热衷于将一家注经之学定于一尊的作法是导致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后，经学文本进一步发展。朱熹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这是元、明、清读书人的必修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为适应读书应举的需要，宋代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流行于世，清代曾有《弟子规》读本。

陆地上的船谢志强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站在晒谷场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一挥，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喊：起锚，出航！爹叹了一口气说，疯子的船又出海了。我好奇地望着他。我没见过海，没见过航船。他迎着照进山岙里的阳光，穿着整齐的制服，很威武，很气派。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绿茵茵地连向山岭。接着，他开始踱步。我观察了好些天，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沉思的样子。晒谷场铺着水泥。我发现，他绝不多走一步，接近晒谷场的边缘，他又折回身，继续走。他的皮肤黝黑，不是山民那种黑。是海风吹出的黑，父亲告诉我。我想象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他走得那么准确。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那么大一条船，我想，一个移动的晒谷场，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爹说，别去打扰他，可怜的船长。一个失去了船的船长。我对他生出敬意，他的身材魁伟，把那一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有一竿子高了，他仍重复着踱步——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他踱步的时候，晒谷场仿佛在飘移。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可是，天阴下来了，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发酵似地膨胀，遮住了太阳。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甚至，双手圈成两个圆，罩在眼眉前。父亲说那是他的望远镜。爹示意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来了，他们想嚷嚷——不要出声，其实，我真想赶过去，登上他的船。他举起双臂，说，全体注意，风暴来啦，各就各位，保持航速！我们乐了。他焦虑不安地跑起来，跑到船头——晒谷场的东首，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说赶快采取措施，海水漫进舱里了。他开始寻找什么，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舀海水。他忙乎着踢稻谷，金色的稻谷飞起，我的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对我的爹说，你去劝劝他，这样糟蹋粮食。他喊：快，水泵，都躲起来干嘛！他四顾着，像是寻找想象中的船员。我们沉不住气了，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他冲着我们喊：胆小鬼，你们丢下船逃走呀！你们过来！我命令你们过来。大海可饶不了你们！我瞧了一眼爹。爹低声说：别过去，他疯病发了，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我真想过去支援他，他需要帮手。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可能我们过去，能够安慰他——他是我们家族中惟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他终于停下来，哭腔哭调地说：沉了，沉了，我们的航船，沉了，你们都逃吧，鲨鱼不会放过你们。据爹说，他那条船，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最后，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触了礁。太阳钻出乌云。他的声音低下来，说沉了，沉了。似乎在念咒语。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好似晒谷场在下沉，下沉。他走出晒谷场，朝我们走来——登上小岛。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像经历了场海上风暴，现在，他的表情呆滞、淡漠。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似乎我们不存在，他穿过我们中间，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晒谷场，整平了踢乱的稻谷。我学着他的样子，在场上走，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还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晒谷场，可是，刚才(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只是今天意外，出现了阴天)那场“沉船”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大海无情，我想着遥远的大海，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美国布朗大学与中国清华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发现元素周期表中5号化学元素硼也可能形成类似石墨烯的单层平面原子结构，并将其称之为硼墨烯。该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通信》杂志。石墨烯被誉为神奇材料，其碳原子排列成六边形，呈蜂窝环状结构，因其强度比钢还要大，导电性能比铜好，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认为其能够彻底变革纳米技术和电子技术。随着石墨烯的发现，科学家开始探索在周期表上与碳相邻的硼是否也能形成单原子层平面结构。由于硼比碳少一个电子，因此不可能像碳一样形成蜂窝状的类石墨烯。理论上，硼若形成单原子层平面结构，其原子须排列成为三角形，中间并会形成六边形的空穴。不过这个理论推测尚未有人证实。布朗大学王来生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光电子能谱技术研究硼原子团簇的性能。研究人员首先利用激光来轰击硼靶，以产生硼原子蒸气，然后利用氦气冷却硼原子蒸气，形成了微小的原子团簇。随后再利用另外一束激光从团簇上打出光电子，让其沿着被称为“电子赛道”的长管飞行。电子沿着“电子赛道”飞行的速度，可用于确定团簇的电子结合能量频谱，又叫光电子能谱，而光电子能谱可作为团簇结构独一无二的电子结构特征。研究人员发现，36个硼原子可形成对称性相当高的六边形单原子层平面结构，其正中间有一个完美的六边形空穴。这表明，先前关于硼单原子层平面结构的理论计算是正确的。实验表明，硼36团簇十分特别，相对于其他硼团簇，其电子结合能非常低。团簇的光电子能谱的形状表明，它具有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清华大学化学系李隽教授曾提出一种新颖的理论方法，可确定团簇的结构和稳定性。为此,布朗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利用超级计算机搜索硼36的结构并计算其电子结合能谱，发现计算得到的具有六边形缺孔的结构最稳定，其理论模拟的光谱与实验发现非常吻合。硼36结构的制备成功证实了六边形空穴在稳定二维硼墨烯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说明这种硼墨烯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被制备出来。由于硼—硼键非常强，类似于碳—碳键，所以硼墨烯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应用前景。硼资源丰富，且原子量低、质量轻，经济性好，而其电学性能可能更好。由于硼的特殊电子结构，科学家预计硼墨烯会是金属，因此硼墨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导体。科学家认为，这一发现有可能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纳米材料。（选自《科技日报》2014年1月30日第一版）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戗兽、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家学传统最早出现在史官家庭，因为史官要懂得数学、天文、历法，这些东西不靠学校讲，靠父子相传。所以，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记》就是由父子两代人完成的，这就是家学的影响。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是《汉书》，主要作者是班固，但是班固的父亲班彪首先写了几十篇，然后班固接着写，班固没有写完，坐牢死了，他的妹妹班昭接着写。所以，《汉书》实际上经过了班彪、班固、班昭之手才最后完成。　　中国古代的家学很容易出现，这种例子太多了。“唐宋八大家”里有父子三人的“三苏”，苏辙、苏轼、苏洵，诗书相传，一家三口都是大文豪；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曹操，还有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历史上号称“三曹”，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三曹”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蔡文姬，其父蔡邕，也是大学者大作家。　　很多家族家风是代代相传的，而且有教育子女的格言，叫家训。所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了很多家训的书，最有名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一直到今天，《颜氏家训》仍然被誉为家教典范。　　中国古代家学、家风的兴盛，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家业的代代相传。祖父和父亲是史官，儿孙就继续做史官；祖父和父亲是搞天文历法的，儿孙就继续钻研天文历法；祖父和父亲是中医，儿孙往往也继承医学传统。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民族，但是，唯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家学传统的民族。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小农经济形成极其浓厚的家庭观念；第二，世代相传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第三，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读书的重视是世界上很多民族所不及的。　　中国古代的家学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家长对孩子的启蒙教育。钱学森在回想他的童年的时候说过，他四岁开始，每天都要站在家长面前背书。这些大科学家的古文功底好得很，就是从小背出来的。古代孩子从小背什么书？《论语》、《诗经》、《尚书》、《易经》、《左传》、《国语》、《周礼》、《礼记》等。　　第二种家学是请个老师上门来教自己的孩子。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杜老爷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他唯一的女儿杜丽娘。但这种家学往往为官宦人家、富商所用，他们有钱请得起老师。　　当然，在中国古代，最能请得起家教的人是皇帝。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大多数王朝开国皇帝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比如刘邦，他流传到今天的作品也只有《大风歌》和《鸿鹄歌》。但是当了皇帝以后，刘邦对儿子的教育就不一样了，他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先生，叫叔孙通，做太子太傅来教他的儿子。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比较强的家族观念，家族开始办学。刘禹锡写过两句很有名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王导；谢，谢安。他们的家族是两个最有实力的北方大家族，东晋时期，这两大家族扶持了一代王朝。这些大家族重视家教，往往一个家族办一所学校，代替了地方政府办学的职能，不仅收本姓人，外姓人也可以来上学，这些家学在中国古代非常兴盛。（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5期）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人体有一整套强大而完备的免疫系统，产生多种多样的淋巴素、免疫球蛋白，用以消灭侵入机体的病菌、病毒，吞噬癌细胞。只要充分地将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调动出来，病魔就无法逞凶。疫苗就是根据这个原理生产的。将致病的生物减毒后，注射入人体，让人体将之当作假想敌，调动出人体的各种免疫大军同它作战。一旦真的致病生物侵入人体，经过实践训练的免疫大军就能不费吹灰之力，一举聚歼之。在牛身上减了毒的天花病毒，种到人身上，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学会对付天花病毒，从而制服了天花。我国制成的麻疹减毒病苗，也是将麻疹病毒减毒后制成的。儿童注射了这种疫苗可获得对麻疹的自动性免疫。然而，有些疫苗的制造是很困难的，一些至今仍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病毒性疾病，如流行性感冒等，还没有研究出预防的疫苗来。而且，需要用大量的牛、羊、兔等牲畜来培养。于是，生物工程师们开始进行用基因工程技术来生产各种疫苗的研制。他们发现，教会机体免疫系统对付病毒等致病生物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包裹在病毒外面的一层蛋白质。只要把与合成这种蛋白质对应的基因搞清楚，并合成这种基因，把这种基因插入细菌体内的生命“天书”中，就能让细菌大量生产价廉质高无副作用的疫苗。我国科学家在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乙型肝炎疫苗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将合成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基因插入大肠杆菌和酵母茵的生命“天书”中，用这两种人菌杂种生产出乙肝疫苗，并迅速投入工业化生产。如今，曾威胁过我国1亿人生命的乙肝，由于我国青少年广泛使用乙肝疫苗，已被征服，不再可能施虐人类了。乙肝疫苗基因工程技术的成功表明，不仅现在的所有疫苗都可以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而且，现行各种疫苗制造方法无法制造的病毒疫苗，其制造也不再成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疫苗非常安全，不会给人类带来危险。

彩陶——中国远古文化的辉煌代表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也是现代有了解原始文化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考古发掘显示，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都或前或后不约而同地经历了素陶、彩陶、釉陶的发展阶段。所谓彩陶，是远古先民在制作好的陶胚内外壁上用矿物颜料绘制各种纹饰，然后入窑烧制定型的一种带彩陶器。彩陶集实用和雕塑、绘画、烧制等各种艺术、工艺于一体，展现了那个时代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反映了原始社会数千年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情境。可以说，彩陶是一本浓缩的、独特的“史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并在距今大约8000年前就出现了彩陶。中国彩陶的发展、繁荣和衰亡历经4000年之久。尽管彩陶文化并非一种考古文化，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除了各种各样的石器外，绝大多数是以陶器为其重要表征的。其中，色彩绚丽、图形优美、造型多样、工艺精湛、数量较多的各种彩陶，更成为这一时段最有系统、最具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遗存，并因此而成为华夏远古文化的一种鲜明特征。“仰韶文化”的命名就是以在遗址中发掘的红底黑彩的陶片作为重要证据，而“仰韶文化”之所以又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以鱼纹为主的半坡类型和以鸟纹、花卉纹为主的庙底沟类型，也是以遗址出土的彩陶坟饰作为区分的主要标志。据估计，中国出土的彩陶约有5万多件，很可能是世界上出土彩陶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彩陶绝大多数都是日常实用器皿，如盆、碗、壶、罐等等，分布的地域几乎遍布全国。这些彩陶的形体虽然简单，但在造型设计上却颇具匠心。制作时对器物的各部分运用不同的比例变化。构成各种柔和优美的轮廓曲线，其式样繁多，并随各地习俗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在图案设计方面，中国的史前彩陶都能结合不同器形的特点和装饰部位的不同，或疏或密，或繁或简，饰以不同纹样。图案丰富多彩。有的宜于俯视，有的适于平观，将器物的实用性质和使用的审美效果结合起来。其中大量出现的编织纹和几何形纹，具有彩纹和底色相互衬托虚实相应的作用，形成“双关图案”。这种构图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一种基本装饰手法。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无论是文字的始创、艺术的发端，原始巫术的产生，还是远古神话与图腾崇拜的出现，都离不开彩陶。因为彩陶除了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器物之外，还是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重要器物；彩陶的器形和陶壁上的纹饰，即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关和艺术的追求，也是原始文字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在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研究依据的几类原始文化遗存，如玉石器、彩陶、雕塑和岩画中，玉石器和雕塑的数量都较少，岩画的年代又往往引起争论。唯有彩陶数量最多，年代也最准确，因而最具有可靠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彩陶是中国远古文化的辉煌代表。

中国建筑的“文法”梁思成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图腾与社会制度的产生从历史上各民话的图腾崇拜来看，图腾是某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象征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图腾制度，是规范人行为层次的社会组织系统。正如英国学者里弗斯所说，图腾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拉德克利夫也认为图腾制度为有关社会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组织原则。图腾制度是图腾文化后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而且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图腾产生之前的原始群尚处在自然状态中，各群体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原则。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以一种图腾作为名称和标志，而且同一部落的各群体的图腾互相不重复。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社会组织原则。法国学者倍松说，图腾制度“把各个‘个人’都区分属类，造成一种‘图腾的户籍制’，所以这种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的维持为基础”。所以，图腾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高考资源网斯库耳克拉夫特用“图腾制度”来表示氏族制度。对此摩尔根认为：“倘若我们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都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制度的一切特征和性质，那么，‘图腾制度’这一术语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使用这个术语亦自有其便利之处。”在这里，斯库耳克拉夫特和摩尔根都认为图腾制度就是氏族组织制度。其实，两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图腾制度产生于氏族之前，而氏族形成后，继续沿用过去形成的图腾制度。所以在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社会，普遍实行图腾制度。图腾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每一个社会组织都以图腾——动物、植物、无生命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作为名称和标志。第二，同一部落的各个群体，图腾互相不重复。如印第安人波塔米部落有十五个氏族，其图腾分别为十五种不同的动物。第三，同图腾者皆为亲属。根据图腾组织制度，一个部落内各群体的图腾各不相同，但不同部落的群体，图腾允许重复。在约四十个印第安部落中，以熊和狼为图腾的氏族分别有三十多个。这些部落不同而图腾相同的氏族，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彼此都视为亲属，认为同出于一个图腾祖先，相互间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国白族虎氏族成员也认为同图腾者皆为亲属，如出门在外，虽素不相识，但只要是以虎为图腾的，但亲如兄弟，生死与共。图腾制度在形成之后，随着图腾文化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并随着图腾文化的衰亡而为其他社会组织制度所代替。

千栏居千栏居是一种将房屋同桩柱架离地面的宫室形式。《新唐书·南乎獠传》称：“山有毒草、沙风、蚣蛇，人楼居，揹而上，君曰‘千栏’。《说文》中的“泽中守草楼”它应是千栏形式、与其认为千栏居是累居的演化。倒不如说千栏居就是果居的一种较高级形式，并且与楼阁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千栏居以下都架空的桩柱或“千栏”得名，但与上都房屋的结构形制并无确定关系，故就整理建筑而言，千栏居并不能算作一种结构类型。浙江奈姚河游建，在别具匠心今约1000年前的第四期原始聚落遗址上，发现了现知最早的千栏居遗迹。桩柱可分为圆桩、乱世形桩和板桩等，直径或边长在10－20厘米之间，入地60－80厘米。桩柱上用主渠和坎梁架起厚约10厘米的地板，一般高出地面80厘米到1米左右，地桩以上的房子为“长屋”形式，进深约7米，檐下还有宽约1.1米的室外走廊。河渡千栏居的“长屡”，是长江流域史前的一种特殊的家族聚居形式，即以家族长辈的房子为中心，左右毗连的小辈房子“一”字形延伸开来。河渡干栏居的长度约30米，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徵尉迟寺长屋遗址长达25间，有80米左右，川下王岗长屋遗址竟长达100米左右。此外，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千栏居（相当于商代），立体建筑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千栏居也可建于水面上，如湖北薪卷毛家嘴遗址（相当于西周），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度的。中国古代木构建形的结构件结合部位，是一种榫卯的结点构造。配柱的交接，是在梁柱端做出榫头，有燕尾声榫和销钉榫等，较之集居的绑扎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板之间的连接已盒口技术。这种榫卯构建在蕲春毛家嘴千栏居遗址中用得更为娴熟，榫卯就迄今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了于河姆渡的千栏居遗构中。千栏居及其长屋，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古代作文化圈中，并一直延用到近世，从河姆渡遗址中的榫卯构造可以推定，中国古代木构宫室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在长江流域，这里的宫室建筑以先进的榫卯构造方式，取代了原始的绑扎构造。（节选自《中华文化通卷·建筑志·宫殿建筑》）

生物电池可以利用蜗牛体内葡萄糖发电。我们在蜗牛壳上钻孔，把覆盖着酶的电极植入聚集在蜗牛身体和壳之间的血淋巴，也就是蜗牛的血液中。与其他类型的电池类似，我们的电池也是基于化学反应来让电子流动的：一个电极捕获血淋巴中葡萄糖的电子，之后这些电子会通过外部回路——包括我们想要供电的任何设备——抵达相对的电极。在那里，电子与血淋巴中的氧反应形成水。输出的电力很微弱，在微瓦的量级上，而且在数分钟后会因葡萄糖耗尽而断电。收获能量之后，蜗牛通过吃喝会恢复体内的葡萄糖水平，就可以再次发电了。而蜗牛看来并没有受到生物电池的伤害。电池的输出功率受两个因素的限制：蜗牛微小身体内的葡萄糖含量，以及葡萄糖向电极扩散所用的时间。如果医生把类似的某种装置植入人体而不是蜗牛体内，我们就能获得更强更持久的电流，因为人类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要比蜗牛的高，而且人类的循环系统会持续把新的葡萄糖补充给电极（蜗牛没有闭合的循环系统）。一个想法是用我们的生物电池基于人体的修改版来为植入医疗设备供电，例如起搏器，蜗牛不能为手机充电，但它能为微型传感器供电，这促成另一个想法——让蜗牛、蠕虫和昆虫为环境监测和国土安全服务。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格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土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驶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O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港威”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投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①科学所研究的是那些被认为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而存在的关系。这也适用于把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科学陈述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像在数学中就是那样。我们不一定要假设这种概念是同外在世界显的任何客体相对应的。但是，一切科学陈述和科学定律都有一个共用的特征：它们是“真的或者假的”（适当的或者不适当的）。粗略地说来，我们对它们的反应是“是”或者是“否”。②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特征。它为建立它的贯彻一致的所用到的概念用是不表达什么感情的。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什么目标。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绝不会碰到想“你不可以说谎”这样的事。附带地说，这个特点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现代西方思想所特有的。③由此看来，好像逻辑思维同伦理毫不相干。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称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的准则，但是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够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并且联惯一致。如果我们能对某些基本的伦理命题取得一致，那么，只要最初的前提叙述得足够严谨，别的伦理命题就都能由他们推导出来。这样的伦理前提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正像公理在数学中的作用一样。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本不会觉得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该说谎？”这类问题是无意义的。我们所以觉得这类问题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在所有这类问题的讨论中，某些伦理前提被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只要我们成功地把这条伦理准则追溯到这些基本前提，我们就感到满意。在关于说谎这个例子中，这种追溯的过程也许是这样的；说谎破坏了对别人的讲话的信任。而没有这种信任，社会合作就不可能，成者至少很困难。但是要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并且过得去，这样的合作就是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从“你不可说谎”这条准则可追溯到这样的要求；“人类的生活应当受到保护”和“苦痛和悲伤应当尽可能减少”。⑤但这些伦理公理的根源是什么呢？它们是不是任意的？它们是不是只是以权威为根据而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是来自人们的经验并且间接地受着这些经验的制约呢？从纯逻辑看来，一切公理都是任意的，伦理公理也如此。但是从心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看来，它们决不是任意的。它们是从我们天生的避免苦痛和灭亡的倾向，也是从个人所积累起来的对于他人行为的感情反应推导出来的。⑥只有由有灵感的人所体现的人类的道德天才，才有幸能提出应用如此广泛而且根基如此扎实的一些伦理公理，从而人们会把它们作为自己在大量个人感情经验方面打好基础的东西而接受下来。伦理公理的建立和考验同科学的公理并无很大区别。真理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选自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略有改动）

咖啡和茶人类以咖啡和茶作为饮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两种植物中均含有咖啡碱，对人体能起到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劳动效率和思维活力等多种作用。咖啡由茜草科的一种常绿灌木所结的果实加工而成。咖啡有“黑色金子”之美称，全球年消费量为茶叶的3倍。咖啡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其原产地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塞俄比亚的阿交族人就已经在咖法省的热带高原采摘和种植咖啡了，尔后咖啡就逐渐成了人们的饮料。咖啡的名称来源于“咖法”这个地名。一提到咖啡，埃塞俄比亚人总是自豪地说：“咖啡是我们送给全世界的一件礼物。”而今南美洲的巴西是咖啡的最大生产国，其咖啡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咖啡是一种结果早、可连续收获几十年、经济价值高的特种经济植物。干燥的咖啡种子中一般含有1％&2％的咖啡碱，咖啡的香味主要来自咖啡种子中的香精油和咖啡醇。在我国，海南、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等地已引种栽培。饮用咖啡要讲究科学，早晨在咖啡中添加牛乳，既能提神又可增加营养；下班后喝上一杯，可加速脉搏跳动，消除疲惫，振奋精神；饭后饮上一杯，可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产妇、孕妇及胃病、皮肤病、心血管疾病患者，最好不要喝咖啡。茶叶由山茶科的一种灌木（或小乔木）的嫩叶经发酵或烘烤焙制而成，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茶作饮料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约成书于公元前300年的《尔稚》一书中，就已有茶叶的记载。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世界各地的栽茶技艺、制茶技术、饮茶习惯等都源于我国。现在，茶被称为绿色保健饮料，全世界饮茶的人数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国人民不但最早发现并利用了茶这种植物，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茶叶品种，在茶叶制作工艺上更是不断创新发展。在我国，茶叶可依据制作过程中多酚类物质氧化程度的不同，分为红茶、绿茶、青茶、黄茶、白茶和黑茶六大类。红茶中多酚类物质氧化最多，称为完全发酵茶，如产于安徽省祁门的“祁红”。绿茶在制作过程中尽量减少多酚类物质的氧化，保持鲜叶的原色，富含维生素，称作不发酵茶，如产于黄山市的“屯绿”、苏州的“碧螺春”。青茶为半发酵茶，白茶为微发酵茶，黄茶和黑茶为后发酵茶。茶叶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特殊的医疗保健作用。新制成的茶叶中含有4％的咖啡碱，以及茶单宁、维生素、芳香油等。其中茶单宁可使细菌中的蛋白质凝固，有杀菌之功效。茶叶中的钾、磷、钙等元素，有利于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经常饮茶除了可以兴奋中枢神经、降低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外，对龋齿、癌症、慢性支气管炎、痢疾、肠炎、贫血及心血管疾病均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节选自李鹏翔《三大植物饮料》，有删改）

七音十二律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吗?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是：十二音律和七声音阶在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所谓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律制，律是指音调，比如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竹管．吹出十二个音调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在一首乐曲中，我们一般只使用其中的七个音来构成音阶，即所谓七声音阶。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宛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1962年，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了古中国，向西传入了古希腊。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默认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这个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开来。因为曾侯乙的双音编钟(即在一个钟上可以敲出两个构成三度谐和关系的乐音，这是要有成熟的音乐理论与精湛的制作工艺作为支持的)，证实了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音律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古希腊。这种在短期内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音律从古巴比伦传入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文明古国中音律方面的成就做一番比较。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上，可以看到竖琴与琴师弹拨的图刻。这些文化遗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很明显当时的弦乐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多数科技史家认为，和谐音律的认识，最可能源于弦乐。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商代出土的乐器种类开始增多了，但没有弦乐器的出现。最早的弦乐器，出土于曾侯乙墓，有二十五弦瑟，十弦及五弦器。这些很先进的弦乐器，不是短时期内能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可能会更早，而源于商代的那些有多种发音的乐器，是可以做音律的测量与分析的。李纯一先生曾对商代不同地区的埙、编磬和编钟做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那时可能已具备了标准音概念，也就是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二律是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中国，有关闰月的制法已有初步的系统，商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利用大小月．用一年十二个月并设置闰月来协调月相与季节的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十九年七闰制，并有系统地进行应用。而古巴比伦人掌握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是在公元前5世纪，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从古巴比伦学习十二律音乐体系的说法。另外，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4组，每组7宿，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乌龟蛇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作四象或四律、四宫。曾侯乙衣服箱上的二十八个宿名，顺时针围绕着一个斗字，这个斗字代表着北斗七星。在西方，古巴比伦平面球形图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1900年潘切斯教授利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残片复原了平面球形星图。人们对照古巴比伦平面星图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对应的含义，由此可以显示，古中国的天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独立生成的，这对十二音律及七声音阶的起源，有一个值得启发的参照。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竞争性的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国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人们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欠缺。因为它只关注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荣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件。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恶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阻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生的四种境界张世英按照人的自我的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最低的境界为“欲求境界”。人生之初，在这种境界中指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须的最低欲望，故以“欲求”称之，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是境界低下而“趣味低级”的人。第二种境界为“求知境界”。在这一境界，自我作为主体，有了进一步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现实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第三种境界为“道德境界”，它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现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而言的。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具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把自己看做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但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时，其道德意识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这是因为此时审美意识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它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践关系，这样，审美境界既超越了认识的限制，也超越了功用、欲念和外在目的以及“应该”的限制，而成为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自由境界。在现实的人生中，这四种境界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他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高级境界、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节选自2009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明史·沈纮传　　沈纮，字铭缜，乌程人。父节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仪制主事，厉祠祭郎中。诏建祠禁内，令黄冠祝釐，节甫持不可。尚书高拱恚甚，遂移疾归。起光禄丞。会拱掌支部，复移疾避之。万历初，屡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为工部左侍郎，摄部事。御史高举言节甫素负难进之节，不宜一岁三迁。吏部以节甫有物望，绌其议。节甫连上疏请省浮费，核虚冒，上兴作，减江、浙织造，停江西瓷器，帝为稍减织造数。中官传奉，节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尝献治河之策，语凿凿可用。父忧归，卒。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纮方柄用，得赐谥端清。　　纮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年进士。纮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纮奏：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识者韪其言。然纮素乏时誉。与大学士从哲同里闬，相善也。神宗末，从哲独当国，请补阁臣，诏会推。亓诗教等缘从哲意，摈何宗彦、刘一燝辈，独以纮及史继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从哲荐也。疏未发，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纮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未至，光宗复崩。天启元年六月，纮始至。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纮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纮既至，密结二人，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淮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纮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请发辽东、四川军前。诏从之。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禁中内操日盛，驸马都尉王昺亦奉诏募兵，愿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纮与朝阴相结，于是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劾纮阳托募兵，阴藉通内。刘朝内操，纮使门客诱之。王昺疏，疑出纮教。阉人、戚畹、奸辅内外弄兵，长安片土，成战场矣。纮疏辨，因请疾求罢。帝慰留之。世扬等遂尽发纮通内状，刑部尚书王纪益疏劾纮，比之蔡京。纮亦劾纪保护熊廷弼、佟卜年、刘一谳等。诏两解之。未几，纪以卜年狱削籍，议者益侧目纮。大学士叶向高言纪纮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朱国祚至以去就争帝皆弗听纮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传归。逾年卒。赠太保，谥文字。

宋史·赵雄传　　赵雄字温叔，贵州人。资州人。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虞允文宣抚四蜀，辟干办公事， 入相，荐于朝。乾道五年，召见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诏除正字。　　范成大使金，将行，雄当登对，允文招与之语。既进见，雄极论恢复。孝宗大 喜曰：功名与卿共之。即除右史，两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贺会庆节，雄馆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隐，逻者以闻。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对，上喜。金使入辞，故事当用乐，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斋，乐不可用。上难之，遣中使谕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顺，即有他，臣得引与就馆。上大喜。雄请复置恢复局，日夜讲磨，条具合上意，除中书舍人文言文阅读附答案 赵雄字温叔，资州人。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文言文阅读附答案 赵雄字温叔，资州人。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自选人入馆至此，未满岁也。　　时金将起河南之役，议尽以诸陵梓宫归于我。上命雄出使贺生辰，仍止奉迁陵寝及正受书仪。雄既见金主，争辨数四。其臣屡喝起，雄辞益力，卒得请乃已，金 人谓之龙斗。尝上疏论恢复计，大略谓：莫若由蜀以取陕西，得陕西以临中原，是秦制六国之势也。八年，以母忧去。　　朱熹累召不出，雄请处以外郡，命知南康军。熹极论时事上怒谕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会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　　自雄独相，蜀人在朝者仅十数。及眷衰，有言其私里党者，上疑之。已而陈岘 为四川制置，王渥为茶马，命从中出。雄求去，诏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选才无乡旧。盖有所激也。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雄请外，除观文殿大学士、 四川制置使。王蔺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论之。雄乞免，改知泸南安抚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扰。　　绍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赠少师。嘉定二年，谥文定。

新唐书·毕诚传　　毕诚，字存之，黄门监构从孙。构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为盐估。匀生诚，蚤孤。夜然薪读书，母恤其疲，夺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经史，工辞章。性端悫，不妄与人交。太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领度支，表为巡官，又拜侍御史。李德裕始与悰同辅政，不协，故出悰剑南东川节度使。故吏惟诚饯讯如平日，德裕忌之，出为慈州刺史。累官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要家势人，以仓、驾二曹为辱，诚沛然如处美官，无异言。宰相知之，以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召入翰林为学士。　　党项扰河西，宣宗尝召访边事，诚援质古今，条破羌状甚悉，帝悦曰：吾将择能帅者，孰谓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诚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使。诚到军，遣吏怀谕，羌人皆顺向。时戍兵常苦调饟乏，诚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以省度支经费，诏书嘉美。俄徙昭义，又迁河东。河东尤近胡，复修杷头七十烽，谨候虏，寇不敢入。懿宗立，迁宣武节度使，召为户部尚书，判度支。未几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期固称疾改兵部尚书罢旋兼平章事节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诚于吏术尤所长，既贵，所得禄奉，养护宗属之乏，无间然。始，诚被知于宣宗，尝许以相。令狐绹忌之，自邠宁凡三徙，不得还。诚思有以结绹，至太原，求丽姝盛饰使献。绹曰：太原于我无分，今以是饵，将破吾族矣。不受。太医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钱七十万聘之，夫妇日自进食，得其欢心，乃进之帝，嬖幸冠后宫。玄伯又治丹剂以进，帝饵之，疽生于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芝等，俱诛死。　　（选自《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六毕诚传》，有删节）　　【注】　　①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　　②职方郎中：官名，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及沿边少数民族内附等事。

隋书·史祥传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祥少有文武才干，仕周太子车右中士，袭爵武遂县公。高祖践阼，拜仪同，领交州事，进爵阳城郡公。祥在州颇有惠政。后数年，转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从宜阳公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道，先锋与陈人合战，破之，进拔江州。上闻而大悦，下诏曰：骠骑高才壮志，是朕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功名永垂竹帛也。寻拜蕲州总管。后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击突厥于灵武，破之。迁右卫将军。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曰：将军总戎塞表，足使李广惭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贤，独在吾子。炀帝即位，汉王谅发兵作乱，遣其将綦良自滏口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以吾筹之，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须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东趣黎阳讨綦良等。良列阵以待，兵未接，良弃军而走。于是其众大溃，祥纵兵乘之，杀万余人。进位上大将军，赐缣彩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祥上表辞谢帝降手诏曰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公竭诚奋勇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从征吐谷浑，祥率众出间道击虏，破之，俘男女千馀口。赐奴婢六十人，马三百匹。俄拜燕郡太守，被贼高开道所围，祥称疾不视事。及城陷，开道甚礼之。会开道与罗艺通和，送祥于涿郡，卒于途。（选自《隋书史祥传》，有删改）

晋书·景帝纪　　景皇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宣穆皇后崩，居丧以至孝闻。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寻加卫将军。及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四海倾注，朝野肃然。　　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　　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　　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节选自《晋书景帝纪》）

晋书·傅祗传　　傅祗字子庄，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母忧去职。服终，为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瓒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氐人齐万年举兵反，以祗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迁卫尉，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及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常侍如故，以镇众心。祗辞之以疾，伦遣御史舆祗就职。王戎、陈准等相与言曰：傅公在事，吾属无忧矣。其为物所倚信如此。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遣子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畅行河阴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祗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畅，辞旨深切，览者莫不感激慷慨。　　（节选自《晋书列传第十七》）

明史·刘春传　　刘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屡迁翰林学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耶，进左。八年代傅珪为礼部尚书。淮王祐棨、郑王祐檡皆由旁支袭封，而祐棨称其本生为考，祐檡并被追封入庙。交城王秉杋由镇国将军嗣爵，而进其妹为县主。春皆据礼驳之，遂著为例。帝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些儿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还乌思藏①，请给国师诰命②如大乘法王例，岁时入贡，且得赍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议，春执奏曰：乌思藏远在西方，性极顽犷。虽设四王抚化，其来贡必有节制，使不为边患。若许其赍茶，给之诰敕，万一假上旨以诱羌人，妄有请乞，不从失异俗心，从之则滋害。奏上，罢赍茶，卒与诰命。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旧，设立乌思藏诸司，及陕西洮、岷，四川松潘诸寺，令化导番人，许之朝贡。贡期、人数皆有定制。比缘诸番僻远，莫辨真伪。中国逃亡罪人，习其语言，窜身在内，又多创寺请额。番贡日增，宴赏繁费，乞严其期限，酌定人数，每寺给勘合③十道，缘边兵备存勘合底簿，比对相同，方许起送。并禁自后不得滥营寺宇。报可。春掌礼三年，慎守彝典④。宗藩请封、请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赠谥，多所裁正。遭忧，服阕起南京吏部尚书。寻以礼部尚书专典诰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赠太子大保，谥文简。刘氏世以科第显。春父规，御史。弟台，云南参政。子彭年，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辽东苑马寺卿。起宗子世赏，广东左布政使。台子鹤年，云南布政使，以清誉闻。鹤年孙世曾，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缅功。皆由进士。　　（选自《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　　【注】①乌思藏：元代设在今西藏地区的政区。②诰命：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③勘合：验对符合的文书凭证。④彝典：常典、旧典、旧例。

樊深，字文深，河东猗氏人也。早丧母，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三河，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除荡寇将军，累迁伏波、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①，遂归侍养。　　魏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东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年老患痹，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母，偶得相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属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隐。　　太祖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大统十五年，行下部县事。　　太祖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六官建，拜大学助教。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义，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问疑）》、《丧服问疑》各一卷，撰《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纲略论》并《目录》三十一卷，并行于世。　　（节选自《周书樊深传》）

斗鸡·周去非　　番禺人酷好斗鸡。鸡之产番禺者，特善斗。其人饲 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　　凡鸡，毛欲疏而短，头欲竖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长，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视，毅不妄动，望之如木鸡。如此者，每斗必胜。人之养鸡也，结草为墩，使立其上，则足常定而不倾。置米高于其头，使啄之，则头常竖而嘴利。割截冠，使敌鸡无所施其嘴。剪尾羽，使临斗易以盘旋。常以翎毛搅入鸡喉，以去其涎。调饲一一有法。　　至其斗也，必令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盖斗负则丧气，终身不复能斗，即为鼎食矣。然常胜之鸡，亦必早衰，以其每斗屡濒死也。斗鸡之法，约为三间：始斗少顷，此鸡失利，其主抱 鸡少休，去涎饮水， 以养其气，是为一间；再斗而彼鸡失利，彼主亦抱鸡少休如前，养气而复斗，又为一间；最后一间，两主皆不得与，二鸡之胜负生死决矣。鸡始斗奋击用距①少倦则盘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舍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胜，其主喜见于色。　　小人好胜，为此歹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②已然。　　注释：①距：鸡爪。 ②三代：指夏商周。

我与卡夫卡相识之始我已无从回忆。我相信是在1912年冬天认识他的。那时我们青年作家在希伯纳街与普夫拉斯特街交汇的路口一家咖啡馆里占有一个固定桌席。卡夫卡时而到我们这儿来坐坐。　　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似乎非常注意掩饰自己的疾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陪着他走在老埃森街上。在一家苏打水饮料铺门前，我停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喝前我用手在瓶口抹了一圈。卡夫卡不赞成地观察着我。“这对您无济于事。”他说。　　夜里我们有一次同不少人一起去葡萄园。那是冬天，冷得可怕。卡夫卡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韦尔弗因见他穿得太单薄而缠着他劝说。卡夫卡说，他在冬天也洗冷水澡。他乐呵呵地听任别人笑话他。尤其是韦尔弗一个劲地取笑他，韦尔弗对他这个伙计非常关心。我记得，那时我们正站在葡萄园的渡槽上。卡夫卡撩起裤腿，在寒冷的夜里展示他赤裸的小腿肚。　　卡夫卡对朋友非常友善和关爱。我那时住在一条非常热闹的街上，那是在斯蒂凡街和盖斯腾街的路口拐角的房子里。我备受噪音之苦。关于这一痛苦，我对别人说都不如对卡夫卡说能得到理解。因为卡夫卡也睡得不好。他告诉我，他也开始失眠了，以后又加上了折磨人的头痛。他具体地描述头痛的方式，并不期待和乞求丝毫同情。　　他用往耳朵里塞棉花的方法来抵抗噪音。他一定要我试试这个方法。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至今我还得先把耳朵塞起来，否则就无法入眠。一次我在他那儿看到两个用来绑在耳朵外面的小软垫。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绿地中。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　　当他的第一本书《观察》在沃尔夫出版社出版时，他说：“安德烈书店售出了11本。10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11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关于他写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重要不重要，我却不得而知。　　有一次，维利•哈斯争取到他参加在温策尔广场一家旅馆的一个小厅里举行的布拉格作家朗诵会。卡夫卡那次朗读了他后来在沃尔夫那儿出版的小说《判决》。他以那么一种静静的、绝望的声调朗诵，以致我在事隔至少20年后的今天，仿佛仍然看见他在昏暗狭小的朗诵厅里的身影。其他一切我自然都忘却了。　　卡夫卡身材修长，体型颇佳，长相漂亮。关于姑娘们他顶多只泛泛地谈及。1917～1918年间我在维也纳。卡夫卡写信请求我为他在旅馆里租个安静的房间。他从布达佩斯来。在此之前，他在布拉格便已向我透露，他将在布达佩斯作出维持还是解除婚约的决定。在维也纳他告诉我，他同他的未婚妻决裂了。说这话时卡夫卡完全是平静的。他甚至似乎感觉舒服。布拉格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告诉我，她给卡夫卡写过许多信，她爱上了他。卡夫卡给她写了详细的回信，提醒她当心自己。　　然后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见到过他。他变得很瘦，嗓音沙哑，呼吸困难。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仍然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在街上他让我看，他的大衣是多么宽大，穿着它是多么舒适，不至于压紧胸口影响呼吸。他在这件大衣里活动自如。　　又过了几个月。他不在布拉格。听说他的状况很糟。他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我将于星期一给您写更长的话。　　他的葬礼在布拉格犹太人墓地的祈祷厅举行。人数众多。希伯莱语的祷文。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在悲哀。他的女伴默默地绝望，她在他墓前昏死过去。阴暗的天气，只偶尔透一点儿亮。上帝啊，人们不能相信，在那赤裸裸的木头棺材里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一个从死后才刚刚开始变得伟大的文学家。　　 （选自《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

生物体的衰老和寿命由许多因素决定，一般认为，生物体的代谢能力、抗逆境能力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一些模式生物如线虫、果蝇的研究表明，基因控制着衰老过程。在果蝇群体中，通过系统地选择晚生育的个体，成功地获得了寿命长的品系，这些果蝇的代谢能力明显提高。此外，有的体内抗氧化酶活力增加，有的对饥饿、干燥、高温的耐受能力提高，但这种寿命的延长是在发育长期停滞于幼虫阶段，且幼虫密度很高、食物受到极大限制的环境条件下选择出来的。也就是说，与延长寿命有关的基因要在这种逆境条件下才会表达，才能发挥其功能。同时，这些抗逆境的能力分属不同的代谢途径，因此衰老有多种机制，延长寿命的途径决不止一种。果蝇研究的结果表明，衰老和寿命是多基因控制的。线虫是在完成发育以后，主要是在生殖以后开始出现衰老的，与线虫的衰老和寿命有关的基因以及基因间相互作用的途径已比较清楚，至少有6个基因参与此作用，一些基因突变后可使寿命延长6倍或更多倍，这表明生物体存在着与寿命长短相关的单个基因，在果蝇也发现了与寿限有关的基因。人类有一种早衰综合症，患者儿童期情况很正常，在青春期间生长延缓，以后很快就出现衰老。引起这种疾病的基因已被克隆，基因编码的1432个氨基酸的序列，同DNA螺旋酶这种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序列有很高的相似性。这种结构的相似性又表明这两种蛋白质也许有相似的功能。DNA螺旋酶参与DNA的代谢，因此，推测DNA代谢发生缺陷可能是病人出现早衰的一个因素。这个例子说明，单基因突变可能也是人类衰老的机制之一。总之，衰老和寿限都是由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决定的，环境因子的作用是随机的，而对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则是遗传的。与衰老有关的基因或是参与细胞的生存和损伤修复，或是参与对老年性疾病的易感性。因此，可从单基因遗传和多基因遗传两种研究策略来探究衰老和寿限的遗传机制，提示相关基因的功能，尽可能消除寿限的限制因子。最近有人说，把人的基因组图谱弄清楚了，人可以活上500岁甚至1200岁。依据无非是上面提到的果蝇和线虫的实验结果，并以此来推算人类的寿限。但这种说法忘记了上文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如果人能活到1200岁，那么要到400岁、500岁才会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此外，有些基因改变后将导致代谢活动缓慢，活力降低，试想一个人如果反应迟钝、生机索然地活上几百岁，那还有什么意思？让人类减少疾患，健康而长寿地生活，才是遗传学家在21世纪追求的目标。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尽管人类活动对于气温的全面上升确实起了作用，但这种气候变化绝大部分要归咎于自然原因。他们对北半球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温度变化所作的详细研究结果表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近来在一些报告中对全球气温变暖原因的解释是靠不住的。报告的主要作者，担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大气和海洋联合所所长的约翰•华莱士说：“我们所作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是怎样引起气温的短期变动的。反过来，这种变动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大气层的温室效应(大部分是由于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可能引起的气候变暖的程度。”他告诫道，不能因为这个结果而放松对人类破坏环境行为的注意。这些气象学家说，从1975年到1990年间，北半球冬季气温(特别是美国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和俄罗斯等地)上升了0.3摄氏度。他们认为，这一气温上升有三分之一是由大气环流的自然变动引起的。他们还认为，北半球地区从1900年到1990年近一个纪以来的月温差约有一半也是由这种变动引起的。华莱士说，“尽管人类活动与气温的全面上升可能也有关系，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气候变化绝大部分应归因于自然变动，与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暖无关。由于地表吸引热量的能力(热容量)比海洋低得多，地表冬季与夏季的温差非常大。因此，当大气环流带动暖气团吹过北半球各大陆以及冷气团吹过海洋上空时，北半球的平均气温往往比较暖和。”他说，尽管科学家尚不完全了解引起大气环流形式变化的真正原因，但他确信这与自然变化有关。

桥的运动桥是种固定建筑物，一经造成，便屹立大地，可以千载不移，把它当作在面标志，应当是不再准确不过的。《史记·苏秦列传》里有段故事：“尾生（人名）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他们所以约定在桥下相会，就因为桥是不会动的，但是，这里所谓不动，是指大动而言，至于小动、微动，它却和万物一样，是持续不断、分秒不停的。车在桥上过，它的重量就使桥身变形，从平直的桥身变为弯曲的桥身，就同人坐在板凳上，把板凳坐弯一样。板凳的腿，因为板的压迫，也要变形，如果这腿是有弹簧的，就可看出，这腿是被压短了。桥身的两头是桥墩，桥上不断行车，桥墩就像板凳腿一样，也要被压短而变形。把板凳放在泥土上，坐上人，板凳腿就把人的重量传到泥土中，使泥土发生变形。桥墩也同样使下面的基础变形。桥身的变形表示桥上的重量传递给桥墩了，桥墩的变形表示桥身上的重量传递给基础上，基础的变形表示桥墩上的重量传递给桥下的土地了。通过桥身、桥墩和基础的变形，桥上的一切重量就都逐层传递，最后到达桥下的土地中，桥上的重量终为地下的抵抗所平衡。物体所以能变形，是由于内部分子的位置有变动，也就是由于分子的运动。车在桥上高速行驶时，使桥梁整体发生震动。此外，桥还受气候变化的侵袭。在狂风暴雨中，桥是要摆动或扭动的；就是在冷暖不均、温度有升降时，桥也要伸缩，形成蠕动。桥墩在水中，经常受水流的压迫和风浪的打击，就有摇动、转动和滑动的倾向而在地基中发生移动。此外，遇到地震，全桥还会受到水平方向和由下而上的推动。所有以上种种的动而引起的桥的变形，加上桥上重量和桥本身重量所引起的变形，构成全桥各部的总变形。任何一点的变形，就是那里的分子运动的综合表现。桥是固定建筑物，所谓固定就是不在空间有走动，不像车船行走。但是，天地间没有完全固定的东西，桥的平衡只能是瞬间现象，它仍是桥的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桥的运动是桥的存在形式。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想符。　　围棋的产生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介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德性与学术周来祥　　德性与学术,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话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立言先立德,德文并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国学的优良传统。德性的内涵是品德、人格的修养,其最高境界是“至善”;学术的内涵是研究发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其最高追求是至真。理论上二者有区别,现实中道德与学问也常常是不平衡的。司马光曾说:“德才兼备为圣人,无才无德为愚人,德行胜过才能为君子,才能胜过德行为小人”。这种对“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的界定,或许还可进一步讨论,但司马光所谈的德与才、道德与学问结合的四种不同类型,大概是古今类似而普遍存在的。从价值与意义上说,“德才兼备”和“德性胜过才能”的人对社会是有益的,而“无德无才”特别是“才能胜过德行”的人对社会总是有害的,而且才能越大,学问愈高而德行愈坏者,对社会之危害则愈大。　　从更深层的意蕴看,真、善、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特别在人文领域,没有善就难于掌握真,没有大善,没有大德性,就难于创造大智慧,难于产生大思想,难于作出大学问。《老子》创造了一种大智慧、大思想、大学问,但《老子》又称《道德经》,在这里,“德”与“道”是内在关联的。《论语》是儒家的元典,“仁”是孔子的根本思想。“仁”是儒家的大善、大德性,同时也是儒家的大思想、大学问。由善及真,真善统一;由人道推及天道,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的特色之一。“学术”这一概念中就包含着“学”与“术”。“术”者知识、技能也,谓之小学问;“学”者,大理、大道、大本也,能发现、创造大理、大道、大本者,谓之大智慧、大思想、大学问。大德性是一种大境界,大学问也是一种大境界。在小德性、小学问中二者可能不协调,甚至是相悖的,但在大德性、大学问这种大境界中,二者却必然是和谐的、一致的。德性制约着学问,没有大德性难于作出大学问;学问也升华着德性,没有大学问也难于达到大德性。要想作出大学问,必须立大德性。站在泰山之巅可以“一览众山小”;有大德性,大境界,才能有大胸怀,才能有无私的大爱,才能纳百川而汇大海,才能聚群峰而成高山;才能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能如司马迁所说“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能独创出新思想、新体系、新学问、新智慧,才能成为大师,走向新的人文之巅。（选自2009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儒学对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什么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前，他的思想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为什么又要提起他呢?他的那些看上去十分有利于绝对统治和无条件服从的说教，曾经使他成为亚洲专制统治者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但除此之外，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他的言论还有什么意义吗?毕竟他根本不了解技术进步，我们又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我们来说，昨天的智慧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对他而言，孝子就是要“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那么，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可以从这样一位圣人那里学到些什么呢?　　目前，一些东西方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论述孔子的思想遗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这些学者认为，当今社会的松散和不和谐与2500多年前孔子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尽管两个时代的外在表现千差万别。因此，我们也应当更多地遵从“礼”。　　“礼”通常被理解为“礼仪”“礼节”，但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韩载鹤认为，它应当理解为“学问、教养、自律、克制和合法性等”。他认为，“礼”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部不成文宪法，是对政府专制主义的一种约束。他说：“‘礼’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一旦现代东亚国家的国民开始效仿以前的儒家官员，像他们那样先以合乎礼法的行为规范律己，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成为宪政国家。”　　也有人怀疑，全球化体制是否能够接纳除了大众娱乐和大众消费之外的文明化价值观。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研究员盖尔·赫尔伯森提醒人们，全球化有可能导致一种倒退，即个体、私人利益至上。　　因此，他说：“全球化可能成为比极权主义思想更可怕的民主敌人。”　　因此，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出因特网，翻开尘封已久的《论语》呢? 也许确实应该。　　赫尔伯森援引了最近在韩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在这项调查中，89%的受访者都认同儒家的为政者应有“为民父母”的思想。91%的人对“政府的目标应当是维护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一符合正统儒家思想的观点表示赞同。而87%的人与孔子一样，认为理想社会应该是“天下大同”。当然，这只代表韩国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国家的情况。但赫尔伯森说，在丹麦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中，“出人意料的是，有75%的丹麦受访者同意‘天下大同’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赫尔伯森说，这至少说明，“如果能向人们教授这样一种社会道德观，其核心是以人们的家庭情感模式为基础的‘礼’，那么儒家思想将给我们这个‘失控的世界’提供极大的帮助”。

根据《国际湿地公约》，湿地是指自然的或人工的，长久的或暂时的沼泽地、湿源、泥炭地或水域地，拥有静止或流动的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滨海水域。湿地通常具备三个要素：水成土、临时或长期的水淹条件、耐湿生物或水生生物(尤其是植物)。这就将人们惯常理解的，仅指水域与陆地之间过渡地带的湿地概念，扩大至在空间上与之紧密相连的河流、湖泊等水体，使其形成整体，这有利于湿地生态的综合保护。滨海湿地和由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构成的内陆湿地，属于自然湿地;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建成的水库、渠道、水田、塘堰等，属于人工湿地。我国湿地资源丰富，占世界湿地资源的十分之一。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湿地是许多野生动植物(包括许多濒危物种)的“家园”，是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巨大基因库。湿地也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能保持大于其土壤自身质量3至9倍甚至更高的蓄水量，能在短时间内蓄积洪水，然后慢慢将水排出。湿地还是有毒物质的降解容器。当人类活动造成的各种有毒物质进入湿地时，许多湿地植物和湿地中的微生物群落，能对其进行降解和转化，净化环境。这是湿地享有“地球之肾”美誉的重要原因。湿地资源丰富，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湿地提供的动物产品，如鱼虾等，是人类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产自湿地的谷物养活了全球50%的人口。取自湿地的芦苇是重要的造纸原料。湿地的水资源不仅为人类提供用水保障，也提供了“舟楫便利”。湿地资源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换能量，如水力或泥炭发电。另外，湿地景观独特，是人们理想的旅游、休闲场所。但长期以来，人类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多功能性认识不足，为了眼前或局部利益而透支湿地资源。例如，将大量湿地排水后改作他用，导致湿地面积锐减;过度捕捞、采挖湿地动植物，破坏了湿地生态平衡;上游湿地的林木砍伐造成水土保持功能退化，使中下游泥沙淤积，湿地蓄洪功能下降;工农业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严重污染湿地水体。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湿地的紧迫性，并积极探索科学的方法。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农业带产生的大量硝酸盐和其他化学物质，不仅导致流域水质恶化，刺激藻类泛滥，还在入海处的墨西哥湾形成一个面积20000平方千米的无氧区。专家们认为，流域内湿地的大量丧失导致入海径流氮负荷过重，是造成无氧区的主要原因。有专家提出，解决问题的根办法是在全流域进行大规模湿地生态重建，全面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这个建议已得到认可。由于湿地类型多样，其功能和价值不尽相同，因此湿地生态的恢复和重建要有具体目标，因“地”制宜。例如，用于控制污染的人工湿地可大量种植芦苇、香蒲、莎草等植物，通过收割再利用或沉积的方式去除水体中大部分的营养盐，这是分散和净化工农业及生活污水的有效办法。作为鸟类或鱼类栖息地的湿地，其生态保护要特别注意保持自然状态下的“原型”状貌。以水文调节为目的的湿地建设，重在加强湿地的滞水能力。为人们提供旅游休闲场所的湿地建设，则更应重视优美环境的营造。当然，各类湿地生态的构建在承担主要功能的同时，完全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有机融合。

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但是在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语产生思维，词语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思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成分。只有在考察了言语思维的下一个层面以后（这是一个比内部言语更加内在的层面），才能理解言语思维的真正性质和位置。这个层面就是思维本身。每种思维都创造了一种联结，完成了一种功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思维的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言语的展开。这两个过程不是同一的，在思维单位和言语单位之间也不存在刻板的一致性。当一种思维过程流产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当一种思维“不再进入词语”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并非易事。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item）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来的词语。一个讲话者往往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将一个思想展现出来，在讲话者的心中，整个思维是立刻呈现的，但是在言语中，它必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相继展开来，我们可以把思维比作一朵乌云洒下一阵词的雨点。由于思维在言语中没有它的自动对应物(automatic counterpart)，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必须通过意义。在我们的言语中，始终存在着隐蔽的思维，即潜台词。由于从思维向言语的直接过渡是不可能的，因此始终存在思维不可表达性的悲哀：内心将如何表达它自己？他人将如何理解？（F.尤契夫）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生理上不可能，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交流只能用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

白日做梦，一向是个带有嘲笑、挖苦和讽刺意思的贬词。殊不知，常做白日梦的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凡夫俗子和超尘拔俗者。一个懒汉，每当他穿过荒野总是幻想能踢到裸露在地表上的一块黄金而成为富翁，这便是典型的世俗白日梦；而超尘拔俗的“白日梦”则往往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发酵。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醒着做“梦”的人。牛顿就是这种人。他因看到苹果落地而联想到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联想到苹果的加速度同月球的加速度是同属一类的观念，发现重力仅仅是万有引力的特例。牛顿作这一从地到天的联想需要有何等宏伟的想象力啊！在常人看来，那仿佛是疯狂，是幻觉，是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物理学的理想实验按其性质也是绝妙的“白日梦”。惯性定律就是一个。因为它不能直接从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得来，只能从观察中再根据想象和推理做出。我敬爱爱因斯坦，就是出于我把他看成是个白日梦幻者——理想实验大师的缘故。艺术作品的“白日梦”性质更突出。浪漫派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爱梦幻世界远胜于爱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因为它更富于理想性，更接近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哲学家也是醒着做白日梦的人。老子的梦是有关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即不可捉摸的“道”。柏拉图将人比作洞穴中被捆缚住、只能朝前看的囚犯。其身后有一堆火，他们只能从墙上看到自己和身后物体的影子，并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当一名犯人逃到阳光底下，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才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被影子所欺骗的。真正的哲学家正是从洞穴中逃到真理阳光下的囚犯。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症也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它同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白日梦有何不同呢？区别之一是：前者是个不可逆过程，后者是可逆过程。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最后又能落脚到现实世界。当舒曼的《梦幻曲》一回到现实，萦绕在千万人的心坎，人们即能分享到“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美感和魅力。精神病患者自认为是女皇的幻觉则是不能实现的，别人无法同它发生共鸣。(选自赵鑫珊《哦，美丽的“白日梦”》有改动)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illectual　Responsibil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还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对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教会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判火刑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珰，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选自罗家伦《历史的先见》，学林出版社，有删改）

思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与玄思的方法。读书要能应用思想方法，才不会做书本的奴隶。以下讨论怎样用思想的方法来读书。逻辑与数学相依为命，逻辑方法即是应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的概念，来理解自然与人生的事实。逻辑方法的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的知识。换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扑不灭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问效用如何、结果好坏、满足个人欲望与否等实用问题。譬如，有一个三角形于此，数学不问此三角形有何用处，不问此三角形是谁画的，更不问画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数学只求证明三角之和必等于两直角，这是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质，是一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扫除那偶然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应用逻辑方法来读书，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讨论的题材的本质，如是就可以判断书的学术价值的高下。同时，我们读一书时，亦要设法把握一书的本质或精义，用种种理智的活动以求了解此书的内容。体验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要虚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写或概括。此种方法，用来体察人生，欣赏艺术，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特别适用。朱子所说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沉潜玩索”，都是体验的方法。应用体验的方法来读书，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身处地，用一番心情，费一番神思，以审美、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从中感觉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把读同代人的书当成与作者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的途径。把读古书当作与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古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精神相交接往来，含英咀华，体会古人真意，发挥自己的心得。由此而深造有得，则其所建立的学说，所发出的议论，自有一种深厚纯朴、中正和平之气，而不至于粗疏浅薄。所谓玄思的方法，最简易地讲来，可以称为“由全体观部分，由部分观全体”之法。只知全体，不知部分，则陷于空洞。只知部分，不知全体，则陷于支离琐碎。必由全体以观部分，各部分才可以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致起争执矛盾。必由部分以观全体．才可以见得部分的根本所寄、归宿所在，而不致执著一偏。如朱子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他又能由太极之理、宇宙之全，而观一事一物之理，而发现本末精粗，条理井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用此方法读书，即是由约而博、由博返约。譬如：读一篇文字，由一字一句以表明全篇的主旨，就是由部分观全体之法；由全篇文字的主旨，以解释一字一句应有的含义，便是由全体观部分之法。此外如由整个时代的文化以观察个人的著作，由个人的著作以例证整个时代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应用由全观分、由分观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的方法来读书。此种玄思的方法，认为著作、思想、世界都是一有机体，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故读书，了解思想，把握世界，须用以全体观部分、以部分观全体的方法。高考资源网总之，要从读书里求得真实学问，须有严格的方法，以逐渐养成研读伟大著作的勇气与能力。（改编自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国学是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小学，一个是经学。经学就是“六经”，再扩展，是十三经。其实十三经已经推衍开了，基本的还是“六经”。“乐经”不传，实际上是“五经”。就是《诗经》、《书经》、《周礼》、《周易》和《春秋》。这就是经学。汉代一大批注释、传疏、义证，晋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过头来再注再疏。后来的经学，不是经学的原典，而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怎样流变，有汉宋之争，有明清之变。研究经学史，不了解清代学术不行，因为他们把字、词、义解释得更清楚了，汉宋儒的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不了解清代学者对经学的重新检讨研究，念字就会念错，发音就会不准确。对“五经”音义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贡献。宋代重视义理，也就是“六经”的义理和思想。濂、洛、关、闽四大家，基本上都回到“六经”，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重归“六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对《易》的研究极高深，张载也研究《易》。张载讲《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颢、程颐面前，他主动让出一席之地。为什么清儒反宋？他们觉得宋儒讲空话。字音都没有念清楚，空谈义理，有什么意思？清儒就指出这个字那个字以前念错了。这样一种功夫，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六经”。清儒的原话，“读书必先识字”。你说“经”，是哪一本“经”？是古文还是今文？具体是哪一个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别和辨伪，目的是恢复“经”的本原。要恢复本原，必须有小学的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是认字，训诂学是释词，把字词的意思解释清楚。这还不行，还要懂音韵。说这个字，汉代这样读，宋代那样读，清代是这样读的。清儒把“六经”的字一个一个弄准确了。所以要说国学，最主要的应该是经学和小学。要懂经学，就得懂小学。小学是工具和路径，不懂小学，通经之路就走不过去，就没有能力研究经学。

当你在花园里驻足观察那些胖胖的蜜蜂在花丛中起起落落，或者在厨房手拿苍蝇拍对着狡猾的苍蝇无可奈何时，你一定认同以下观点：把“飞行家”这个名词冠于昆虫身上是恰如其分的，昆虫不仅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飞行家族，也是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先驱者。地球上的第一次飞行是个什么场景？这一历史性的是时刻早已消失在岩层之中。不过，当年第一批飞行者的后代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星球上，他们就是蜉蝣。蜉蝣这种生物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水中，以藻类为食，当它们准备好繁殖，便爬出水面，在水边的植物上蜕皮，成为有翅的成虫。这些获得新生的小虫子并不急于飞行，多数时候会聚集在水面上，伸展双翅，在微风的吹拂下于水面上滑行。当时机成熟，便风中舞动，在空中完成婚配。不久，雌虫产卵，刚刚脱离水面不过几十小时的蜉蝣们再次回落水中，这也意味着它们个体生命的终结。目前，多数昆虫学家认为，最早的昆虫也像蜉蝣一样，是从水面滑行演化到飞行的，最早的翅应该是“风帆”，而非“机翼”。昆虫的翅是一个工程学奇迹：一片丁质的薄层，没有任何骨骼和肌肉的支撑。几丁质这种物质本身柔软而坚韧，就连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无法与之相比。几丁质中贯穿着翅脉，它们是液压管道，正是这些液压管道让昆虫的翅膀有了足够的刚性来应对飞行是巨大的应力考验。与鸟、蝙蝠翅膀一样，昆虫翅膀的剖面上端弯曲，下端平直，这使得空气流过翼面时产生升力。昆虫与其他其他飞行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在于它们扇动翅膀时高得惊人的速度——蜻蜓一般为每秒200次，而蚊子和马蜂则能高达每秒1000次。不仅如此，如果逐格回放高速摄像机拍摄的昆虫飞行影像，你会惊奇地发现，昆虫扑翼飞行可不简单是上下运动，从侧面观察，昆虫的翅膀其实是在画八字形。直到最近，人们把昆虫放进风洞好好研究了一番才发现，其实这些小家伙的翅膀是在空气中制造涡流，依靠这些可控的涡流，它们的翅膀在向下和向上拍动时都能产生升力，这是鸟与蝙蝠绝对无法做到的，一只小蜜蜂借助这些涡流，产生达到其体重3倍的开力，而向前的推力则是体重的8倍之多，与之相比，一架战斗机的推力与重力大小之比能达到2就可以“笑傲江湖”了，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苍蝇能在空中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急转弯了。当然，这一切代价也相当高昂，飞行是件十分费力的活儿，一只果蝇飞行1小时就要消耗掉体重的10%，果蝇使用碳水化合物作为动力来源，这有点不太划算，其他很多昆虫直接利用脂肪作为“燃烧”，便让飞行的“经济性”大为改观。所以你绝对不能小看昆虫的能力，一直小小黑脉金斑蝶能以每天150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3000公里，完成冲北美到中美洲的长途迁徙。（取材于王冬《御风飞行》）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民间艺术与民俗生活息息相关，离开民俗就如同离开母体，民间艺术将孤立难存。只是由于时代观念的变逆和愿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民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民间艺术要永保青春，就要设法在变化了的民俗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比如，近年来一种两三公分见方的“福”字往流行，常用来贴在电脑屏幕上方。别小看这小小的“福”字，它可以使数千年来民族传统中的“过年”的情杯一下子点燃起来。这种脱象还告诉我们，在时代转型期间，其实不是人们疏离了传统，而是传统的情感无所依傍，缺少载体。可喜的是，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如今已成为法定休假日，有的传统节日还在复苏，与这些传统节日相关的民间艺术也将随之有了宽广的用武之地。许多传统的民间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生活中的应用文化转化为历史文化，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标志、符号，乃至经典。就像马家窑的陶器，原来只是再寻常不过的容器，现在却被视为艺术珍品，摆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甚至要装上报警器保护起来。但是，也有许多传统的民间艺术离开我们今天的生活还不远，我们还不应“历史地”去对待它们，而应当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这些民间艺术注入时代的活力，让它们重新回到今天的生活中来。也就是说，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应当顺应时代的转型，做到既适应变化了的生活，富有时代的朝气，又根粒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保持着独特的民族风格。

从前，稍微精确一点说，两亿年前，世界上还没有花。后来，有了蕨类和苔藓，有了松类和苏铁类。但是，这些植物并不形成真正的花和果，其中一些是无性繁殖，以种种手段来克隆自己。有性繁殖是经过相对发展的事情，通常与花粉被释放到风中或水里有关。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机会，花粉到了到达这一种类其他成员那里的途径，一颗小小的、原始的种子就产生了。与现在相比，这个有花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更为缓慢、简单与沉睡的世界。进化缓慢地持续。世界上的性太少了，它发生在那些靠得很近和种属紧密相连的植物之间。这种保守的繁殖途径就产生了一个生物学上较为简单的世界，因为它所产生的新鲜事物或者变化相对较少。由于缺乏果实和大种子，不能支撑许多温血的生物，爬行类动物统治者世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变得寒冷，生命就会减缓为一种爬行。当时的世界看起来更质朴，比起现在来还要绿，缺乏花果所能带来的色彩和形状模式（更不必提气味了）。美还不存在，也就是说，事物被观看的方式与欲望无关系。花改变了一切。被子植物——那些能够形成花，然后又形成被包裹住的种子的植物——在白垩纪出现了，它们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上传播。现在，不再需要依赖风或水到处运送基因了，植物已经可以谋取动物的帮助了。这是一份共同进化的巨大合同：用营养来换取运送。有了花的出现，各种全新水平的复杂性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相互依赖，有了更多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交流，有了更多的试验。植物的进化依据新的动力来进行。这就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吸引。现在，自然选择就更为喜欢那些能够固定住花粉传递者注意力的花，那些能够吸引住采集者的果了。其他生物的种种欲望在植物进化中变得极为重要了。道理很简单：那些成功地满足了这些欲望的植物会有更多的后代。美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新的规则加快了进化的速度。更大、更明亮、更甜、更为芬芳，在新的规则下，所有这些品质都很快得到了回报。专门化也得到了回报。由于植物的花粉是被放置在昆虫身上来传递的，这就有可能传递到错误的地方（比如传到那些没有关系的物种的花上），造成一种浪费。所以，能够尽可能在看和闻上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也成为了一种优势。最好是能够掌握单独一种专心致志、愿意献身的花粉传播者。动物的欲望于是就被解析、细分了，植物们则与之相应而专门化了。于是，前所未有的花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它们绝大部分有着共同进化和美的标志。花变成了果实和种子，而这些也在地球上再次创造生命。靠着生产糖分和蛋白质来诱惑动物去扩散它们的种子，被子植物就增加了世界上食物能量的供应，使得大型的温血哺乳动物有可能出现。没有花，在没有果实和叶子世界里活得很好地那些爬行动物很可能还在统治着世界；没有花，我们可能就不存在。是花产生了我们这些它们的最大钦佩者。

①横在山之陬，水之滨，卧在江南烟雨里，北国迷茫风雪中，无论石拱的，人架的；无论藤编的，舟浮的，简素、玲珑、野朴，永远是小桥的品格，比之现代的长堤大坝，小桥没有宏丽的桥头堡，没有高大的石墩跨梁，甚至连雕龙绘凤的拦杆也常常略去，就那么简简单单，潇洒出尘的“一”撇。②然而，这一撇，曾经跨越了多少危崖峭壁，急流险滩，茫岁月，给行路人带来希望和信心，向着遥远的彼岸不停地追索着。③小桥一道凄美的风景，那瘦骨伶仃的支柱，那宽宽窄窄的桥板，临水兀立，幽独而自怜。是谁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又是谁小桥人独立，望尽天涯路？④自古以来，桥头就是折柳送别的最佳所在。在那细雨蒙蒙，柳色青青的渭城早春，唐代大诗人王摩诘在灞桥头与友人依依相别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似海的深情，不仅让桥下的流水为之动容幽咽，以至百代之下依然令我们仰幕不已。历尽人生坎坷的南宋诗人姜白石过垂虹桥时诗兴大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小桥，演绎了几多凄切曲折的人生故事。⑤然而，小桥上佇立最多的应是无尽的离愁吧？“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寒树鸟初动，霜桥人未行”。板桥，霜桥，不仅是路的延伸，也是一种乡愁的具象。而马致远的秋思小令，更是道尽了天涯游子的凄苦情怀。眼前是小桥流水的幽雅环境和安居其间的人家，而自己的故乡却还在山重水复的迢迢远方，不正衬出旅人的奔波不定，以及由此引发的羁旅愁思？⑥当然，小桥还是一种闲适与静远，你看那位归隐诗人，当他带月荷锄归，又在桥下清且浅的溪水里濯足，洗去躬耕的汗尘与劳累，洗出一腔旷达的胸臆，然后邀邻呼友，或斗酒吟诗，或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小桥载着他陶然自乐的心境，载着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与气节。⑦就这样，小桥成了人生的各种象征，成为一幅幅千古不配的诗画。这里，除了小桥本身的古朴，空灵的气质，还因为小桥总是与流水舟楫、渔歌号子，以及岸边的草屋农舍、牧童短笛紧紧相连，拓印出一幅古老凄美、宁静闲适的田园风景画。那些文人墨客、达管显贵在官场失宠、情场失意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心走向荒村野店。一座苍古的小桥，可以慰藉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又是散怀写意的最美笔触，还是寻求哲理禅意的去处，张继进京赶考落榜之后，驾一叶小船摇到姑苏城外枫桥边停泊。在那悔恨煎熬的不眠之夜，那秋月，那乌啼，那红枫，那渔火，那江桥，正与寒山寺钟声，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于是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了“枫桥夜泊”四字，成就了一首流传千载的好诗，让世世代代的游客有了一方寻梦的去处。而当代诗人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列是深沉含蓄地道出了人与桥之间乃至宇宙万物之间息息相关、互为依存的哲学意蕴。⑧世间有太多的坎坷不平，惟质朴的小桥站立在江流天堑，用宽容与坦诚，支撑起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信念，引渡一颗颗饱经忧伤的心灵，引渡平平凡凡的人生。

①居民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所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实施基于居民健康的社会发展战略已成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它不仅可以促进全社会的参与，统筹优先配置社会资源，而且可以协调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责任与发展目标，还可以规范居民个人的生活行为，充分体现了与其他社会公共政策的互补性。②基于个人健康——健康社会——健康城市——健康国家的理念，建立由“个人健康”发展到“健康国家”的战略思想，这不仅构建了新的社会健康价值理念，而且立足于国家层面，为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也使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传统模式得以创新。③基于居民健康的国家发展战略，其核心是研究影响居民健康的决定因素以及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所需要的政策及环境。这一战略是一个跨部门、与各项社会政策相关的发展战略，也是一种将健康决定因素与其相关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的发展战略。它不仅建立了具体而明确的指标体系，而且具有比较准确可信的实证数据支持，并有与之配套的完整的评价与监督指标体系，这样不仅能够随时了解战略的实际进程，也能够不断纠正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④每个国家都是根据各自的国情，结合其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特点，以及居民健康状况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其战略，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各国的“健康国家”战略计划均为分阶段，逐步提升的发展进程，一般以10年为一个阶段。⑤“健康国家”战略是一个具有坚实科学背景的发展战略，它是基于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卫生经济与卫生政策的学科，针对居民健康问题进行广泛研究，对居民健康发展高度关注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同政府部门和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配合、共同研究、合作实施的高层次社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以其充分的协调潜力而有助于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

抗生素滥用与DNA污染（1）青霉素问世后，抗生素成了人类战胜病菌的神奇武器。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虽然新的抗生素层出不穷，但是，抗生素奈何不了了的耐药菌也越来越多，耐药菌的传播令人担忧。2003年的一项关于幼儿园口腔卫生情况的研究发现，儿童口腔细菌约有15%是耐药菌，97%的儿童口腔中藏有耐4~6中抗生素的细菌，虽然这些儿童在次前3个月中都没有使用过抗生素。（2）从某种意思上说，现代医学正在为它的成功付出代价。抗生素的普遍使用有利地抑制了普通细菌，客观上减少了微生物世界的竞争者，因而促进了耐药性细菌的增长。（3）细菌耐药基因的种类和数量增长速度之快，是无法用生物的随机突变来解释的。细菌不仅在同种内，而且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交换基因，甚至能够从已经死亡的同类散落的DNA中获得基因。事实上，这些年来，每一种已知的致病菌都已或多或少获得了耐药基因。研究人员对一株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的分析表明，它的基因组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基因，包括所有耐抗生素基因，都是外来的。耐多种抗生素的鲍氏不动杆菌也是在与其他菌种交换基因中获得了大部分耐药基因。（4）研究人员正在梳理链霉菌之类土壤微生物的DNA，他们对近500个链霉菌品系的每一个菌种都检测了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结果，平均每种链霉菌能够耐受七八种抗生素，有许多能够耐受十四五种。对于实验中用到的21种抗生素，包括泰利霉素和利奈唑胺这两种全新的合成抗生素，研究人员在链霉菌中都发现了耐药基因。研究发现，这些耐药基因与致病菌中耐药基因有着细微的差异。有证据表明，耐药基因在从土壤到重危病人的旅途中，经过了许多次转移。（5）人类已经认识到滥用抗生素对自身健康的严重威胁，并且也认识到在牲畜饲养中大量使用抗生素的严重危害。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牲畜的生长，但同时也会是牲畜体内的病菌产生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为防止滥用抗生素而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抑制耐药菌的传播，世界各国应限制对牲畜使用抗生素。欧盟决定从2006年1月起，全面禁止将抗生素作为牲畜生长促进剂。（6）人畜粪便如果流入河道，或是作为饲料的一部分被撒入农田，其中的细菌就更加容易繁殖和传播其耐药基因。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调查，人畜粪便是如何在耐抗生素基因的蔓延中起作用的。（7）抗生素滥用造成的DNA污染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浩瀚无垠的海洋似乎是永远也不会千涸的。大海中的水是怎么来的呢？有学者认为，这些水是地球本身固有的。在地球形成之初，地球水就以蒸气的形式存在于炽热的地心中，或者以结构水、结晶水等形式存于地下岩石中。那时，地表的温度较高，大气层中以气体形式存在的水分也较多。地球在最初的5亿年，火山众多且活动频繁，大量的水蒸气及二氧化碳通过火山口喷发出来，冷却之后便渐渐形成河流、湖泊和海洋，即所谓的“初生水”。为了寻求地球水的渊源，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宇宙。科学家托维利提出的假说：地球上的水是太阳风的杰作。太阳风即太阳刮起的风，但它不是流动的空气，而是一种微粒流或带电质子流。根据托维利的计算，从地球形成至今，地球已从太阳风中吸收了多达17亿吨的氢，若把这些氢和地球上的氧结合，就可产生153亿亿吨水。科学家路易斯·弗兰克也提出一个新理论：地球上的水可能来自迄今为止还未观测到的由冰组成的小彗星。他在分析卫星图片时发现了一些黑色小斑点，而这些黑斑是高层大气中大量分子聚集而形成的气体水云。他认为，小黑斑现象是许多小彗星不断地把水从高层注人大气，形成彗星云团，而后化作雨降至地面。不久，在600多千米上空，他又发现了带状发光物，即含水破碎物留下的“尾流”。而这一高度又恰好是此类彗星可能徘徊的地带。1990年，一块冰体从天而降，落在中国江苏省无锡梅村乡。我国专家经潜心研究后认为，此冰块就是来自彗星。弗兰克理论还为一些未解之谜提供了解释。例如可能就是由大量的小彗星倾泻而下，造成地球气候剧变，才使恐龙及其他一些物种灭绝。1998年美国科学家打开了一块来自彗星的陨石，结果竟在里面发现了少量的盐水水泡！不久又发现另一块陨石里布满了奇怪的紫色晶体，这些晶体里竟然有水！对于小彗星是否为地球带来过大量降水，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观察，不断地试验。